1992年由李惠民執導、徐克監制的電影《新龍門客棧》不可不謂是武俠電影史上的一座豐碑，本片承繼1967年胡金铨執導的《龍門客棧》的基本劇情框架和人物設定，在攝影、動作、聲音等方面作出了大刀闊斧的創新。而自胡金铨版《龍門客棧》順延而下至《新龍門客棧》的主要脈絡之一便是“舞台”的設定——被沙塵暴包圍的龍門客棧。俠士、東廠、掌櫃、關防等多方勢力迫不得已在這連接塞外與内地的駐足點，也就是阈限空間中斡旋，乃至厮殺。

一、客棧的本來面目

客棧，自古有之，意為設備較簡陋的旅館，供過路的客人歇腳，個别還提供堆貨與代辦轉運的業務。影片中，東廠大太監曹少欽陰謀殺害忠臣楊宇軒并将其滅門，卻留下一兒一女流放到邊外之地，原意是将其用作誘餌，企圖吸引其舊部周淮安等人，将之一網打盡。但在江湖義士賀虎的仗義相助之下，楊宇軒之後得以暫避在龍門客棧。龍門客棧原本是遠在邊陲的法外之地的黑店，專營殺人越貨的勾當，但在忠良之後到來之一源自政治動蕩的偶然因素作用下卻成為了聚集各方勢力的修羅場。

阈限一語，原意是“門檻”，字面意思便指涉“間隙性”或“模棱兩可的狀态”。最早，其提出者維克多·特納指的是脫離了原先設定好的角色。同時尚未實現新的社會角色的狀态。随着概念的更叠，“阈限空間”一詞也應運而生。它被用作指代在生活情境中，人在往返兩個地方之間的“中間地帶”，且本不用作長時間停留之地。若将之放在《新龍門客棧》中，龍門客棧作為坐落在連接塞外與内地的漫長路途上的孤立的駐足點便是一個典型的阈限空間。表面上，往來的客商僅僅會在客棧暫時落腳，借助客棧的組織職能來完成自身的任務後便會離去。然而，影片設置了一場未來的沙塵暴，成為了衆人的達摩克裡斯之劍，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衆人迫不得已為了各自的目标，停留在龍門客棧這一逼仄的空間中。至此龍門客棧便成為了傾軋的戰場，它既是東廠鷹犬找尋忠良之後、周淮安等人保護忠良之後的競技場，也是金鑲玉存留個人情感的場域。

被沙塵暴這一外在自然威脅所裹挾的龍門客棧作為一個劇作上的“舞台”存在的模式，實質上便是“暴風雪山莊模式”，又稱作“孤島模式”。對比脍炙人口的文藝作品，如小說：阿加莎·克裡斯蒂的《無人生還》以及電影：昆汀·塔倫蒂諾的《八惡人》，不難發現，西方文藝作品中常常會設置同樣的阈限空間來集中代表不同路線的人物，從而積壓并使矛盾最終爆發。《八惡人》中的被暴風雪包圍的路邊酒館亦是同理，各自身上攜帶着種族矛盾、階級矛盾等的警長、賞金獵人、退伍軍官等因風雪阻路而迫不得已聚集在狹窄的酒館中，直面對方、直面矛盾。

因此，《新龍門客棧》中的龍門客棧的本來面目便是契合着“暴風雪山莊模式”的阈限空間：沙塵暴阻斷了去路，衆人别無他法而直面威脅。不過，相較于西方的衆多運用了此模式的文藝作品，本片在劇作方面的創新之處在于，為阈限空間設置了一個終結争端，或是挑破紗簾，令矛盾集中爆發的外部力量——曹少欽率領的武裝集團。通常而言，此模式下的主角往往肩負着勘破謎團、揪出元兇、澄清真相的使命，但《新龍門客棧》的主角周淮安卻并未身處撲朔迷離的所謂案情中。周淮安的使命是保護，東廠太監的使命是剿滅，雙方是相互牽制與抗争的隐形鬥争的狀态。

二、暴力的集中體現

作為武俠電影，《新龍門客棧》有别于同時期的《笑傲江湖》、《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太極張三豐》等電影的地方不僅在于“舞台”的搭建，更在于其立足于阈限空間的基礎上，使得武俠電影中最吸睛的形式要素——暴力，即運用中國古代武術的搏鬥戲碼在叙事曲線的高峰處集中爆發。

因為片中衆角色都受困于龍門客棧這一阈限空間，共享空間的狹窄性使得角色間的鬥争在影片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呈現為暗流湧動的智鬥，而非刀光劍影的厮殺。破局之法便是曹少欽率領的東廠殺手的到來，它作為打破困境的外部力量介入了原先尚可維持平衡的場域，将龍門客棧這一藏匿暴力的栖身之所如秋風掃落葉般摧毀。至此，本片的阈限空間的建構的最終目标終于達成：釀成一場中式大逃殺。

周淮安肩負營救忠良之後與保護愛人邱莫言的使命，曹少欽則心懷絞殺“反賊”楊宇軒之餘孽及舊部的政治野心和目标，雙方決戰的便圍繞着龍門客棧展開，宛如苗疆養蠱，将數種兇猛的毒蟲圈養在封閉的盅内，待最強者消滅其餘對手，勝者便可逃出生天。在人物設定上，周淮安與曹少欽，包括金鑲玉手下的刁不遇等人皆為武功高強的能人。角色的定位決定了他們在矛盾集中爆發的時刻用以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最終手段便是訴諸武力。

但所謂“中式大逃殺”與日本深作欣二執導的影片《大逃殺》中的殺陣的不同之處在于：後者将故事背景架空在人口膨脹，社會壓力空前巨大，禮崩樂壞的程度之高使得政策允許甚至強迫在校學生通過暴力決出最強者的情境下。而前者盡管要在銀幕上呈現不可調和的厮殺，但依舊依托着中華傳統的道德理念去創造情節。

周淮安作為傳統意義上的俠客，承繼了中國人崇尚代表正義理想的高風亮節式人物的情懷，同時也保有“止戈為武”的信念。消滅直接威脅自身與被保護對象的敵人隻是手段，不是目的，殺人僅僅是其“越軌”的外在化表現。同樣的，作為政治人物，曹少欽絞殺自己眼中的“反賊集團”也隻是實現其扭曲的政治野心的方法。兩大陣營的決鬥并不會戰至最後一人，人際的情感依然存留在個體身上。

正因如此，在邱莫言葬身黃沙後，金鑲玉決意随周淮安遠離這片埋葬了萬千屍骨的是非之地，也是中式的情感體現。正是因為有了道德的存留，才使得這場令黃沙化作墳場，使刀劍變為碑文的中式大逃殺有别于傳統意義上的阈限空間中的殘酷的、毫無人性的厮殺。

綜上所述，《新龍門客棧》在多個層面成功建構出了龍門客棧這一集中了矛盾的阈限空間，并促成帶有中式特色的暴力盛宴——中式大逃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