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传记片《泳者之心》聚焦于1926年创下了横渡英格兰海峡的女子运动员——楚迪·埃德尔的个人经历，生动地讲述了在二十世纪初，那个对女性仍存在有悖人性的偏见的时代下，女性是如何不甘屈身守分，而凭借“敢为天下先”的胆魄去碎身糜躯的故事。在本片中，以楚迪·埃德尔为首的女性角色们身陷外化的异化当中，有人一步步被蚕食，有人一步步去打破，影片同时用巧妙的设计去展现了个体的反抗。

一、语言的力量

影片中的主角来自埃德尔一家。他们是宛若恒河沙数般的美国德裔家庭中的一个。楚迪的父亲经营着一家肉铺，代表着偌大的纽约市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了维持生意，尽管他理应是这个德裔家庭中的权威，却自觉放弃掉了自己的母语——德语，转而以原属他者的英语作为自己的常用语。语言作为塑造自我身份认同的有力工具，却率先在父亲的场域中被抛弃。然而，作为第一个相对于孩子而占据大他者位置的人——母亲，却是家中唯一一个始终不忘德语的人，也正是这份锲而不舍的底色深深地影响了楚迪与梅格两姐妹。

究其原因，父亲已深受美国本土文化的奴役，迫不得已使用英语去建立与他人的桥梁，可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身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却有幸避免外界染缸的影响，反而能在家中坚持使用德语。通常而言，在因私有制而建立起的男权社会中，家庭主妇往往会遭受旷日持久的劳务压迫，即持续不断地为家庭提供饮食、着装、日常用品乃至清洁等看似理所应当的服务，进而逐渐地被琐碎的事务异化，无法在劳动中认可自身的价值。最终彻底依附于丈夫，成为家庭的傀儡。

但在影片中，母亲却被设置为从“爱”出发，希望两姊妹在日后保全性命，而力排众议让楚迪与梅格学习游泳的“女强人”。她甚至悍然走上街头贩卖花束，赚取供给两姊妹进入女子游泳协会的资金。回归表象来看，不放弃母语的使用便是母亲不向外界低头，坚持自我的态度的体现，而外化在行动上，便是打破“女子不应学习游泳”的荒谬看法，保障两姊妹顺利踏上游泳征途的一系列行为，这也正是楚迪这一个体学习反抗异化的源头。

游泳与唱歌则是建构楚迪这一角色的两大语言武器。前者是动作，后者是声音。游泳是向腐朽的旧秩序传递代表女性的心声：无论男女，勇气和荣耀是平等的。唱歌则是向动摇的内心重复大气：排除万难，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两大语言武器所指涉的不仅是角色的内心成长，更是亟待革新的话语体系。

二、残障的屏障

楚迪在影片开头便饱受荨麻疹的折磨。影片设置楚迪在家人的万分担忧中有惊无险地战胜了病魔，作为奠定主角底色的开篇段落，该剧情彰显了楚迪的两个特性：顽强的生命力、不轻易受外界干扰。

前者是日后作为万千运动员其中之一的楚迪必备的特性，若无顽强的生命力，横跨英格兰海峡对其来说简直是步履维艰。而后者则是一个留存在影像符号层面的比喻：荨麻疹使楚迪留下了听障的病根，若长时间让水进入耳朵，则很容易进一步恶化，最终失去听力。然而，听障的设定从另一方面来说，恰恰意味着楚迪在不自觉中屏蔽了外界的流言蜚语，免受彼时在彼时的社会仍未褪去的对女性的打压和偏见的影响，从而可以独立探索自我发展的方向。

在影片中，从选择游泳到进入女子游泳协会，再到参加奥运会，乃至包办婚姻，楚迪都从未受到以父亲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干扰。女性在彼时的社会环境下，普遍被认为应当只接受基础的教育，并听从父母的命令，顺从男性的拣选，成为服务小家庭的“服务员”，继而屈服在外化的异化之下。女性在软性的话语权威缔造的秩序下，唯有抛弃自主就业的权利，才能为自己平凡的未来“保驾护航”，甚至不应该过多地发表见解。但楚迪在大病初愈后，幼小且尚未脱离家庭的经济藩篱的她选择用声音作为武器去抗争——侵占他人的听觉场域。楚迪利用儿童这一尚未有清晰的性别分野的身份去挑战权威，终日弹唱《Ain't We Got Fun》。一方面，幼年楚迪拒绝为自己贴上“文静”的女性标签，大胆在公共场合展现自己，另一方面，幼年楚迪牺牲正常作息，与父权展开了不眠不休的抗争，才最终换来了应得的妥协。可见，患有听障的楚迪反而是最懂得主动输出声音的角色，这便是“残障的屏障”。

三、脱产的反抗

在影片中，从事生产与否被赋予了是否被卷入社会大生产的异化中的意味。早期的楚迪与梅格两姊妹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因为她们尚未走到谈婚论嫁的年纪，故而可以较为自由地追逐自己所热爱的体育事业。然而，等到梅格的地下恋人无法再被隐瞒时，一桩指腹为婚的交易却硬生生将梅格的人生破开两段：埃德尔一家移居美国的条件是将梅格许配给同为德裔肉贩的德思礼。一句“不是安德森，是德斯礼”饱含了无尽的无奈，梅格随后的命运便是放弃体育，放弃自己热忱的游泳，被束缚在肉铺的一亩三分地，逐步被机械且枯燥的屠宰生意剥削与否定其自身价值，不断地产出自身并无生产意愿的产品，成为家庭的经济职能上的一颗螺丝钉。

一母同出的楚迪则成为了梅格的对比样本，她承继了母亲身上的反抗符号：脱产。楚迪在面临包办婚姻时，选择联合梅格佯装两人落海遇难，从而吓退由父亲接纳的德裔追求者。立足于不婚的基础上，楚迪得以独享家人对体育的资金援助和精神支持。至此，“脱产”也正式在影片中被圈定为个体反抗的符号，跳出外化的异化，不必从事否定自身价值的机械性工作，被束缚在家庭、商铺一体的经济结合体当中。

果不其然，如同其在全片中都未曾表露出正式职业的母亲一般，楚迪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古华山一条路，登临犹比上天难”的横跨英格兰海峡的征途。在楚迪凯旋回国之后，影片以真实影像资料辅以文字，告知了观众楚迪的后半生：楚迪彻底失去了听力，毕生致力于残障儿童的游泳教育事业。至此，楚迪完全地离开了家庭的捆绑，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实现了价值与逻辑的返归，在游泳教育事业中完成了自我的认同。

一方面，楚迪这一个体的反抗针对的是对自己的外化的异化的威胁，另一方面，作为被柯立芝总统称赞的“美国最好的女孩”，她一跃成为了彼时女性的模范，道出了个人命运的真谛，指出了女性亦可选择自己的道路。

本片作为一部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传记片，正是在上述的三个角度中，成功塑造了楚迪这样一位超越了时代，泅过了偏见之海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