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偉飾演的王教授在開篇說，所謂研究，就是不斷嘗試為各種現象找到貼切的比喻。他就是這樣做的：暴雨傾臨銀杏樹的時候，他赤身鑽進淋浴噴頭；傳感器插進根系和葉脈，也貼在他的毛發和表皮。他把自己比喻為樹，或把樹比喻為自己。電影也是這麼做的：1908、1972和2020，一閃而過的歌德和《杜伊諾哀歌》，以及根須和觸手一樣的電波圖。

植物和它們的故事把萬物聯通。這在生物學上亦有依據。根系蜷住土壤和石塊，據說山毛榉根系可連接40多棵不同的樹，地下的菌絲總長可達每平方米幾十公裡，連接草本、灌木和喬木，番茄感染灰黴菌後，甚至能夠通過菌絲傳遞茉莉酸信号，提醒健康植株提前抗病。它們破土而出，在大氣中呼吸、繁殖和死亡。沒有任何一種生命形态像植物一樣，一半在泥土中，一半在大氣裡。它們天然地就生長在邊界上，是兩種元素、兩個國土之中的遊牧民族。沒有腿，但行萬裡之遠；說不出話，但一呼百應。生活在沙漠裡的梭梭、沙冬青和沙拐棗會把下雨的消息送到方圓百米，最先沾到雨滴的葉片釋放出信息素，所有的植物嗅到哨兵的烽火，都菌根蘇醒、氣孔全開，争相吸水儲能。電影開始，王教授為大家講解嬰兒的意識如何不同于成人。後者在專注時，意識隻會聚焦于一個區域，它把其餘的東西排除在外了；可在嬰兒那裡，“可見的和不可見的，清晰的和模糊的，邊界都消失了，這無關界限和分離，而是：萬物都是一個連續整體的一部分。”整部電影要說的不過就是：植物就像是嬰兒的意識，或者反過來，嬰兒如同植物。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是比喻？為什麼王教授不斷地嘗試用比喻來抵達植物的生命？為什麼電影執着地用“比喻”來呈現這位寂靜的朋友——植物？植物就像比喻嗎？（我在這裡竟然依然在使用比喻）

人類如何能夠将萬物相連？榫卯、焊接、膠水、勾兌？還是敲擊、擠壓、觸碰、揉捏？我們大可用盡渾身力氣，或借助各種各樣的機械技術，讓原本分離的事物連在一起。這是肌肉和骨骼賦予我們的能力，可它會解體、崩塌和衰朽。但哪怕我們重病在床手指僵勁不能動，我們依然可以指着窗簾上的條紋說，風吹着它拂動起來，好像一個眨眼的人。“好像”是個奇妙的詞語，它讓本不相連之物在一個句子中短兵相接。所謂本體和喻體的區分不過是虛妄，因為我們可以輕易調轉“好像”前後的順序，白發三千、春水東流、雙溪舴艋舟，好像紛紛愁緒，流過垭口。這話反過來說亦然。

在所有讓萬物相連的方法中，比喻好像是唯一無需憑借外力的神通。它類似巫術，讓兩物分别沾染彼此的特質。就像中世紀英國人普遍相信國王的觸碰會治愈麻風病一樣，比喻使得兩物相切、觸碰、感染，發出共振一般的嗡鳴。它并不改變事物的存在狀态，卻完全改變了發出比喻之人的目光。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裡，将托馬斯和特蕾莎的愛情起始于一個比喻：托馬斯把特蕾莎比作“放在籃子裡順水漂來的孩子”，這個偶然、漂泊、無辜、脆弱的聯系讓托馬斯愛上了特蕾莎，所以他說：“比喻是危險的。人是不能和比喻鬧着玩的。一個簡單比喻，便可從中産生愛情。”比喻的确是一種巫術，隻不過施咒的對象不在别人，而隻是自己。

也難怪十七世紀的詩人安德魯·馬維爾會在《緻羞怯的情人》中說：“我植物般的愛情會不斷生長，比帝國還要遼闊，還要緩慢”。厄休拉的小說集《尋獲與失落》中的第一篇《比帝國還要遼闊，還要緩慢》就以此為名——整個星球被一株巨大的植物所籠罩，它的根須深入地底卻又拔地而出，一群無知的探險者以為這是一片森然而龐大的叢林，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他們腳下的每一片綠葉、每一根枝條，都是這個沉默生命體的觸手。原本居于喻體位置的“植物”生長出觸手，十七世紀的勸婚詩繼續生長在二十世紀的科幻小說之中。盆景裡是一株跨世紀的文字植物。

比喻是一句自己對自己的咒語。茫茫萬物因它而在腦海中相連。如果說人與植物如何能夠在某些時刻有些許相似且産生共鳴，那麼恐怕就在于比喻了吧。植物是一個名為比喻的修辭，或者說，比喻是一類名為植物的生命。但輕易地施咒，把比喻和植物用“好像”連在一起，也同樣是危險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根、莖、葉、花、果、菌，安知……任何想要理解植物的行動到頭來似乎僅理解我們自己。植物的語言不是我們的語言，它們是否會同意和比喻的這門婚事，答案永遠晦暗不明。面對諸如此類在根本上就無法互相理解的局面，比喻既是一種自戀，也是一種突圍。比喻既是把不可思議之物拉進我們世界的神通，也是将其隔絕在我們自身之外的障壁。

在這個意義上，《寂靜的朋友》有趣也無趣，因為它一邊以驚人的直覺，意識到比喻似乎是體察植物的恰切方法，一邊卻并未發覺比喻背後的未知、困境和隔絕。電影的結尾尤其如此：兩位教授一緻認為這株百年雌銀杏樹十分“孤獨”，決定為她手動授粉受精。電影非常糟糕地停止在這裡。到最後，植物不過是這些人在疫情時快要被憋瘋了的鏡像而已。樹孤不孤獨沒人說得清，真正孤獨的不過是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