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黑色電影與偵探故事的外殼，本質如同Anna的自白，帶血的迪士尼電影，因此是政治的。故事其實有點“難看”，因為它從本質上就在質疑語言、叙事與虛構的合理性，就像酒吧裡的對話，同時無意義而又有意義的事物是否會存在，整部電影都像是圍繞這個命題的essay film，而在這裡語言和政治成為同構的：保持沉默與言說是一緻的，政治上的冷漠同行動是一緻的，而左派還可能如何行動？
戈達爾在電影語法上的跳躍性似乎就是在嘗試這樣一種“無意義而有有意義”的寫作，動機與情節時常松散而缺乏邏輯，并不似黑色電影一般扣人心弦，而同時影像的類“達達主義”的拼貼又無時無刻不在傳達一種激進的政治性（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又并非達達主義式式的無意義）。Paula對于Richard的尋找也因此跳出了傳統黑色電影的框架，每次提到Richard的名字時，都會有戰鬥機、電話鈴各種莫名奇妙的聲音的幹擾，而最終Richard的死因也是一個謎，就像它一開始仿佛就是一次虛構，也像是Paula第一次謀殺的時候所說：在此刻，虛構戰勝了現實。
與此同時影像與語言的關系也是總是緊張的、對峙的，片中一段對話大意說，狄更斯、梅爾維爾、哈米特（搜了一下這位是美國“冷硬派”推理小說作者）比當今那些能探測真實的視聽手段更好，它和結尾那句“poetry is the truth”是相同的隐喻，既是虛構戰勝了真實，同時又仿佛是戈達爾企圖挑戰的部分。就像電影中“言語”—小說、詩歌、Paula的念白，一次次入侵了影像構建的連續自然的現實，與此同時，影像也産生一種反作用力，它們并不完全受言語的制約，而是在聚合之後産生了超越語言的意義，例如影片最開始Paula的謀殺，盡管她與Typhus先生的對話提供了基礎的語境，但Paula上一刻在問是挑藍色還是白色的高跟鞋好看，下一秒她就用高跟鞋殺死了Typhus。鏡頭在如此短暫的瞬間呈現的這一行動，沒有由語言所過渡，如此驚愕與突然，它甚至缺乏任何理性的根據—觀衆是否會相信高跟鞋對頭部的撞擊足以殺死一個人呢？但影像的存在使得事實已經先于合理性，血迹已經在那裡了，它被看見了，而不是被說出，不是被經由思考得出的，然而觀衆已然被帶入了虛構之中，而無法拒絕電影對我們的謀殺。
（Again，短評寫着超字數了，片中還有太多的細節和隐喻，比如Anna身後的海報背後的名字Jean Jaurès是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家，提倡一種改良的馬克思主義，1914年被刺殺，包括談話中也提及肯尼迪被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