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之後，收到殺人請求的永澤将會想起，那節繪畫課上那個“毀了她整個人生”的微笑。
很久沒有如此“真實”的觀影體驗了。仿佛被屏幕中刺出的觸肢拽入了永澤的身體，遭遇高中那個被女權主義概念錨定之前的自己、還未被符号性閹割的自己、前“理性-經濟人”時期的“非人”。一個“腦子壞掉”的女同性戀。也曾想拼命掙脫出寡淡到窒息的日常，一腔孤勇地證明自己的愛，哪怕用最愚不可及的方式。甚至幻想過，要是能為她豁出性命該多好，然後像永澤那樣堅定地宣告：不是想和她做愛才殺人，是愛她到足以為她殺人。
廣木隆一病态的反身式影像，就像東京塔下彌散着腐爛氣味的猩紅血迹，用取景框切斷面孔的狂躁手持，見證着一場精神錯亂的主體性自裂。陽光之下，公共場域中，拼命想用愛治愈身後背的罪。但一回到逼仄密閉空間(租屋、衛生間、計程車)—恰恰也是愛的幽靈性向度被無限擠壓、瘋狂奔湧的空間—得不到回饋的愛被迫轉向僞裝掩護性質的性、金錢、暴力/權力，包括對phallocentric欲望的屈從，作為真實快感的戒斷機制。
為什麼需要了解自己喜歡的人？又為什麼會喜歡上自己不了解的人？實在難解。但“向死而生的活人”總好過“活着的死人”，遊離于既有秩序之外，享受一次末日的性愛。而已然被符号秩序裹挾的我，比起把永澤同時也是高中時那個“非人”的自己粗暴地埋葬于某種價值觀之中，更願意時不時地回來看看，聽聽她們内心說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