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iego Semerene
來源：SLANT
譯者：法外之徒
...很少有電影能像克萊爾·西蒙 (Claire Simon) 的新紀錄片《我們的身體》那樣，引起觀衆如此強烈的生理反應。這部影片圍繞着人類機體的潛力和局限性而展開，以擴展身體可能性的技術發展為背景，因此，身體的反應是合情合理的。我們完全可以将本片視為一種重新定義電影界域的心靈幹預——因為它對人體的力量和最終的無力感進行了細緻的探究，同時也對電影的能力進行了類似的探索。
西蒙深入巴黎的一家婦科診所，那裡的病人或是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來，或是罹患病症為延長自己的生命而前去就診。導演的在場也使電影跳出二維的體驗。在這部168分鐘的史詩中，很難不感覺自己的每一個器官和肢體都被它的觸角所覆蓋。即便是導演本人也有這種被影片擊倒的感覺，她的存在包裹着《我們的身體》。
在影片開頭，我們已然能感受到西蒙的焦慮。這位法國導演坦言，她擔心一部以醫院為背景的紀錄片可能會讓她自己的身體緻病。觀衆可能對“癌症會傳染”的說法嗤之以鼻，就像影片在柏林電影節放映時一樣。但是，考慮到西蒙在《入學考試》（2016）和《我想聊聊杜拉斯》（2021）等前作中規避自己出鏡的傾向，這一自白不同尋常，但誰成想它竟成了預言。
事實上，正是在拍攝這部紀錄片的過程中，西蒙發現自己得了乳腺癌。盡管她在散文式紀錄片層面進行了多樣的探索，采用了懷斯曼式隐匿導演在場的方法，即便她并未将《我們的身體》局限于她本人的個體經驗，影片的尾聲還是浮現出了一種奇妙的體感鏡像。雖然西蒙的“牆上的蒼蠅”手法與懷斯曼一脈相承，尤其是她觀察醫患交流和醫院員工之間的對話，其敏感度卻并沒有停留于對現實的客觀呈現。
與懷斯曼最成功的作品相比，《我們的身體》中有着更熱烈和非理性的東西。西蒙的這部影片讓觀衆沉浸在生命的喜悅之中，既提醒我們活着是一種崇高的奢侈，又揭示了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事實——解開人體的面紗，從精子到被告知除了姑息治療别無他法的80歲的老妪，一切都會走向死亡。
在此意義上，西蒙的電影與那些熱烈歌頌生命的标志性作品，如斯坦·布拉哈格《水窗中的顫動嬰兒》（1959）和阿爾塔瓦斯德·佩萊希揚的《生命》（1993），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但又遠遠超越了它們積極的一面。她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禮贊與前置的哀悼的結合體。《我們的身體》從不回避“活着”的矛盾性和複雜性—— “活着”也處于死亡的進程中，它被人類身體最終的可有可無所困擾，甚至被其定義。
西蒙的女兒、女權主義哲學家曼侬-加西亞（Manon Garcia）在柏林映後的問答環節中與母親并肩而坐，說道：“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圖像。”加西亞闡明了為什麼《我們的身體》是前所未有的。它赤裸裸地在觀衆面前展現了人類身體。沒有粉飾，沒有詩意。這種揭示就像一種親緣關系的運作，将西蒙的身體、她的拍攝對象和觀衆的身體都暴露出來，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它們不過是同一種新生力量。我們對自己的身體知之甚少，對自己的護理也知之甚少，畢竟我們無法忍受在觀看人體時沒有幻想，或者不承認它的真實性，而這正是凝視的媒介。
身體是系統的集合體，它的生存始終岌岌可危。西蒙并沒有試圖尋找一線希望，也沒有粉飾這些事實對我們的打擊，即隻需一次診斷，便可确認我們的痛苦和限度。相反，《我們的身體》堅定不移地直視生命的脆弱，提供了一種沒有浪漫主義或精神勝利法的慰藉。這種慰藉來自西蒙病弱而衰老的身體。影片結束時，她的新生活開始了。她在診所的治療即将結束，頭發開始重新長出。
影片最後，西蒙走出她的電影現場和她的護理現場，作為二者的共同主體，她的短暫出現揭示了兩種奇迹——既是技術的奇迹，它激活了人類原本脆弱的身體的自我更新和恢複能力，也是電影的奇迹。西蒙願意将自己的身體置于危險的境地，這是以電影的偶然性和作者控制權的喪失為前提的，這也為更多女性和跨性别患者的叙述留出了空間。他們的證詞似乎與機器人手臂、數字化試管嬰兒實驗室和手術室裡的護理人員播放埃裡克-薩蒂[i]的音樂一樣，都能促進生命的延續。例如，一位母親吐露了她分娩的可怕曆程，她不斷要求醫生看她的孩子，而孩子就在她的懷裡。還有一位年輕的塞内加爾婦女，懷着她66歲丈夫的孩子，在被問及是否做過割禮時，她看着醫生的眼睛說“是的”，就像她第一次回答這個問題一樣。
原文：https://www.slantmagazine.com/film/our-body-review-claire-simon/
[i] 譯者注：埃裡克·薩蒂(Erik Satie)，法國作曲家，以率直質樸的音樂風格著稱，其音樂觀點對現代音樂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是新古典主義的先驅。他反對浪漫主義，也反對印象主義，喜歡表現怪誕的形象和狂悖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