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是一部讓我感到很瘋狂的電影,電影的主題比較明确地對應上了偶然與想象這兩個部分,但其實會覺得這兩部分可以合成為一個主旨。

影片雖然由三個片段組成,但其實有一條一以貫之的脈絡,三個故事裡的角色都有一種正常之外的反常,都有一種被排斥的疏離。這種無法融入的感覺構築了這個影片的底色,每個角色都是一種“偶然”,這個“偶然”對應着的“必然”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正常”和“主流”。

影片裡的三個故事都有一個奇妙的巧合,都有一段安慰的情節,安慰的對象都是那個似乎有點奇怪、有點反常、有點被疏離的人,他們有着一種離群索居的孤獨感,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孤獨感才使得他們不被社會整合為一種集體,一種“必然”。高度社會化的個體其實是越來越接近一種同質的,這種同質在集體的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必然”,即在這種社會下形成的個體,或者說在任何一個社會下形成的“個體”都難免被塑造的一種“必然”,但是影片卻恰恰着力在似乎是幻想出來的“偶然”之上,它看到了作為“偶然”的痛苦,作為“偶然”的抉擇,作為“偶然”的力量。

這種“偶然”的力量以一種叛逆的形式表達出來,這種叛逆的感覺不止體現在人物和對白之中,更體現在電影的整體之上,洋溢在每一處鏡頭語言和情節設計之中,每一個跳躍式的、破壞日常的行為都在重新強化這種叛逆感,并且沒有離開那種日常生活的“必然”,使得這種“偶然”有一種直面現實的勇氣和力量,也正是這種“偶然”帶來了這部電影每段劇情之後可以想象的空間,正是因為先前劇情所積累的叛逆的“偶然”足夠得多,所以每個觀看的人都意識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能再以某種合理性和正常性的必然來理解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這種偶然所帶來的想象空間使這部充滿留白的魅力和餘韻,所以這種想象其實也是一種“偶然”。

“偶然”卻又不能不說不來自想象,文學、電影、雕塑、繪畫、音樂等等藝術都存在某種聯想成分,這種想象或許可說來自于現實,但是它脫離了過去的現實而作為一種新的相對獨立的現實存在時,就使得現實和想象之間存在着可以發生“偶然”的空間,這個空間使得人們能明白,眼前的現實隻是一時一瞬的可能,而非被抛擲的不可離去的必然。

電影很巧妙地把“偶然”和“想象”融為一體,這種巧思散落在各處對白和情節之中,帶給我一種很瘋狂地理解生活和人生的一種方式,但是很多對話裡微妙的意蘊總感覺得到字幕的翻譯似乎無法窮盡,這也是難免會帶來的貶損了,這也帶給我另一段新的思考。

似乎對話的意蘊的豐富,來自于很多很多的因素,過去我所在意的,更多是作為一種文化背景下的語言、作為一個故事裡的台詞、作為一段對話裡的句子、作為一個人物的話。但是,這種高度功能化的理解文本和對話的方式也就難免使得這些對話要麼是孤懸于現實的虛構場景、要麼是過于生活化、碎片化的無主題和意涵的瑣碎,而侯麥、伍迪艾倫、濱口龍介這些導演很明白地把握到了對話是一個人說出來的,這個關鍵點,既然是一個人說出來的,那麼首先要表明的是這個人的主體性,這個人的思考、這個人的表達、這個人的習慣、這個人的目的等等等等有關這個人的一切屬性,因此,在他們的電影裡的對白,首先能感受到的是每個人都有一以貫之的思考方式和人生閱曆,以及這背後的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無論這個對話涉及的是哪個領域,或日常、或正式,一旦能從對話裡感受到這個人物的價值觀念和思考過程,那麼這就是一種鮮活立體的對話。

但是人還有更複雜的東西,人有言不由衷、人有自己也未能想清楚的事情、人有模糊性和含糊性、人也有感知和情緒,當這些東西加入進對白之後,那種基于故事、基于主題、基于标簽的對白構造方式就變成非常空洞的文本化,這也恰恰是很多需要對白來表達内容的電視劇的關鍵問題。

很喜歡這種叛逆感的電影,這種執念讓我感受到一種存在本身的可能,而這可能就是主體生存和追逐的意義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