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通過一部小說連接起三個時空的女人，三可以是一個具體的數字，也可以是一種虛指，這其實可以連接的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而非單獨的幾個個體，而這也正是一個群體的傳記，而不是隻屬于一個人的，表面上小說的内容隻關乎戴羅薇夫人，但其實在小說故事之外的三個時空裡的三個女人都在面臨着相似的處境和抉擇，這種處境不僅僅像很多影評所說的關乎女性主義，而更是一種存在主義立場。
從女性的部分來理解這部電影，其實很明顯的是，不管三個女性所承擔的家務的多與少或者所擁有的家庭和愛情是否幸福，她們都明顯地感受到一種被束縛的感受，這種束縛不僅僅是曾經很多作品所表達的一種權力的壓制與強制的要求，甚至那些具有強烈正面性的愛、責任、關懷都在成為她們的束縛，這種束縛很多時候都是一種自我束縛，每個人都心甘情願地接受這些枷鎖，每個人也都認為這些束縛和枷鎖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聯系到影片所選取的主人公----伍爾夫，聯系到她一以貫之的寫作立場和隐喻意味，這種束縛似乎不僅是一種個體性的生命枷鎖，她曾經以房間做隐喻，呼籲自我和獨立自由既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也應該是一種具象的權力和空間表現，而很明顯，宴會在這部小說和這部電影中同樣具有隐喻意味，在生日蛋糕、收拾屋子、準備晚宴等勞作中，很明顯能夠領會到，三個女性所承擔的一部分枷鎖和束縛是結構性的、性别化的，盡管影片并不想突出地以女性主義立場來進行批判或者抨擊，但它強烈的關懷意味通過Richard這一人物表現出來，不管是兒時主動要求幫助媽媽準備生日蛋糕，還是無法自理之時用自殺換得摯友解脫。這種關懷性在稀釋影片的抨擊、另外兩位男性角色的溫情也同樣在軟化影片的矛盾，但是這種溫情和關懷中女性角色的憂郁和不安卻恰恰指向了單獨家庭之外的結構性壓力，這種壓力不因一個家庭的好與壞而消失，而始終作為一個較為客觀的方式存在。
上學期所寫的幾篇關于家務勞動的課程論文都關乎霍克希爾德所提出的“停滞的性别革命”，指性别革命雖然在公共領域使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獲得工作的權利，但是在私領域的停滞卻反而給女性帶來了強烈的工作家庭沖突。在家庭内部的勞動分工中，女性仍然占據着非常主導的地位，這種沉重的家務勞動随着女性個人職業發展而逐漸産生矛盾，帶來一種結構性的矛盾。
這種私領域的性别規範通過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責任發揮作用，影片中三個女性都同樣在這種責任中自我約束、畫地為牢，淪入一種“Always the hours"的庸常狀态，影片對這種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庸常的刻畫不遺餘力，這也似乎是這部影片更核心的指向，這也使我聯想到海德格爾所言的向死而生。一個人隻有意識到死亡是近在咫尺的事情，才會反過來思考自己的一生，反思這種庸常的日複一日是否可以主宰自己的餘生，思考自己能否忍受自己被束縛着的自我無法伸展，思考自己在溫情和陪伴中遺忘自己的自我和個性。
影片中三個女性在思考自殺選擇時都曾經接收到了關于死亡的啟示，或者說是一種警告，鳥的葬禮、好友的疾病、Richard的意欲自殺。三個人都在某個瞬間意識到：死亡并不遙遠，甚至迫在眉睫，這個死亡的啟示點燃着她們在庸常中屢屢喚起卻又屢屢熄滅的逃離、解脫的念想，有人在庸常中徹底沉淪，而有人卻得以向死而生，這部影片讓一本小說得以現實化為一群人的故事，或許是一群女性的故事，或許隻是一群向死而生的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