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部電影讓我感動的不是阮玲玉的生平，反而是張曼玉被采訪時說的那一句：我會選擇自己死，但不會為了别人——那一刻她确乎就是陽光燦爛的張曼玉。據說起初關錦鵬想要梅豔芳出演這部電影的女主角，後因檔期原因未果，才選擇張曼玉。梅豔芳自然更有與阮玲玉的相似點，一樣的風情萬種，一樣的愛情浮沉，一樣的紅顔薄命；張曼玉則是陽光的。但，一個人真的能完美複刻另一個人嗎？就像電影中，張曼玉扮演的阮玲玉在模仿瑪麗蓮波利的幽怨，梁家輝扮演的蔡楚生對她說，你看上去更健康，雖然很多人說你像她，但你不是瑪麗蓮波利。
張曼玉也不是阮玲玉。在外形極不相似和某幾個時刻的神似之中，電影也根本沒有複活阮玲玉的欲求——揭示阮玲玉之死的真相，是衆多有關阮玲玉電影或者紀錄片所汲汲于追求的，導緻集中于阮玲玉生平的八卦反卻顯得低級而庸俗。
（二）
那麼《阮玲玉》追求的是什麼呢？關錦鵬采用了五層叙事的方法，向觀衆展示着對曆史的追問和暴露出的現實緊張。第一層自然是阮玲玉的三角戀情，或者是關錦鵬有意塑造的與蔡楚生的四角戀情，這也構成了阮玲玉之死的最重要成因。第二層是張曼玉所扮演的阮玲玉再現阮玲玉電影的片段。第三層是阮玲玉現存影片的拷貝。第四層是《阮玲玉》片場的黑白畫面。第五層則是導演在搜集材料過程中對相關人員的訪談。攝影棚的黑白紀錄片是最大的結構，将不同段落彼此包容。
——當導演采用這個結構時，主角是誰扮演的都不再重要了，因為他的野心是做一場90年代電影向中國電影黃金30年代的回眸，而不是僅僅糾纏于阮玲玉薄命的一生。在《阮玲玉》中，我們看到了阮玲玉主演的30部電影，更看到了由這30部電影所構成的中國黃金時代電影人群像：不僅是阮玲玉哀傷愁怨的個人特色造就了這些電影的成功，而是整個一代電影人精彩的想象與制作。
（三）
當然阮玲玉作為主角，她的故事不可或缺。不過導演更加強調的是她藝術家的身份，從這時起“阮玲玉”便不再是一個符号，而是一個純粹的電影人，她可以演女神，也可以演新女性，也可以演勞動者。相比于某些紀錄片為暗示命運悲劇而采取讓演員不斷表現人物的下落，《阮玲玉》中，阮玲玉一直是在拾階而上的，這是對她上升、攀登與努力的肯定。她也不是自戀的，相比《危險關系》中張柏芝飾演的莫婕妤多次的攬鏡自照與破碎自我，關錦鵬對鏡子的使用非常節制，除去為演戲而打扮的時刻，幾乎不會讓張曼玉飾演的阮玲玉攬鏡自照。除了有一次，她和蔡楚生讨論蹲着生與蹲着死的問題之後，在化妝台上蹲下來面對着自己微笑，那一刻她是輕松的、欣悅的、自我的。
...窗子和鏡子在電影中常作為“畫框中的畫框”，當它出現時，被框柱的人物會被特别強調而為人們特别注意，同時形成一種古典肖像感，造成“曆史的穿越與凝視”。《阮玲玉》中，阮玲玉的形象多次出現于“畫框中的畫框”之中，窗或者門，或者車窗，尤其是阮玲玉多次在試圖打開門進入，她想進入什麼呢？在影星的榮耀、男女之情的糾葛之中，她想在何處找尋自我安置與歸屬呢？
...（四）
人們分析《阮玲玉》，總會引證布萊希特。布萊希特的主張“陌生化效果”，演員将角色表現為陌生，與觀衆保持一種疏離，不讓他們感同身受、涕泗橫流，進而深入其思考。《阮玲玉》是這樣的，每次當觀衆們沉浸在劇情之中時，導演就會把大家拉回來，告訴人們：這可都是演的哈。但不可否認的是，《阮玲玉》并非追求完全的陌生化，而是有感人的成分在。最典型的鏡頭是，在拍攝張曼玉模仿《新女性》最後一幕，阮玲玉大聲呼喊“我想活”“我要活”時，導演使用了意味着時空連續的長鏡頭連續拍攝，攝像機向後拉，由彩色變為黑白的張曼玉哭泣鏡頭，讓我們一時不能分辨是阮玲玉、張曼玉還是張曼玉扮演的阮玲玉在哭。我們看到了第二個拍攝組——關錦鵬攝影組。再向後拉，又看到了第三個拍攝組，即拍攝關景鵬劇組的攝影組。我們不僅在看阮玲玉，也在看扮演阮玲玉的張曼玉，也在看拍攝張曼玉的關錦鵬。
在極端有意識地制造穿幫，與幻覺的不斷被打破之中，整個電影進入了一片夢境。
（五）
《阮玲玉》不僅是一部關于阮玲玉的影片，像先前說過的，它更是一部時代群像。在阮玲玉故事之外，我們看到了聶耳的故事，看到了阮玲玉從香港逃難歸來，一起唱《進行曲》的劇組。他們不再是停留在紙上的文藝青年，而是一個個陽剛的中國勞動者、曆史創造者。
在拍攝這一幕時，關錦鵬安排攝影機在不停地搖，一個個搖過去，一個個搖回來，模拟環視的目光。他赤膊上陣，不惜暴露攝影機的存在，以向那個時代緻以注目之禮。
《阮玲玉》是一部有力地默哀的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