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意思的東西是聖誕節。本片的導演被認為是有意識地采用了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和曾經占據統治地位的文明演化論絕然不同。正是在文化相對主義的意義上，聖誕節能夠成為一個窺視幾種并置的文化模式的窗口。
列維·斯特勞斯在《我們都是食人族》裡記述了一次完整的教會将一個不存在的虛構形象當作異教徒焚燒處決的過程，這個形象就是奪得男女老少喜愛地位如日中天的聖誕老人。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麋鹿作為意象，一邊是西方世界的北極想象，一邊是因紐特人的真實生活。前者是童話，後者則是凜冽的生存性問題。
演化論通常認為文明是單數的，以線性的方式發展。這種認識高度西方中心主義，而文化相對主義站在這種反面。而從聖誕鬧劇中可以看到，不光北地土著不是聖誕老人“信徒”的某種可由時間隔離轉換為空間隔離的祖先，甚至同在西方社會中，教會也和聖誕文化也同樣并不是線性的發展關系。教會、聖誕、土著生活，三種不同文化并置起來，成為一組文化相對主義的好例。
文化相對主義聽起來是如此的非西方中心主義，似乎為異文化提供了最大的尊重，但果真如此嗎？恐怕答案是否定的。演化論與之的區别在于，前者試圖發展野蠻，後者徑直吞噬異己。結果便是，聖誕老人駕着麋鹿将教父趕下神壇，而因紐特人餓死在冬天裡。
納努克一家因為拍攝而錯過了冬天來臨之前捕獵的必要時期，拍攝結束之後就舉家因食物來源不足而終于喪命。導演弗拉哈迪則成為譽滿全球的記錄電影之父，該片僅僅是他電影生涯的開始。納努克一家的終結得以為人知曉，是要他被收錄入電影學教材中的自述中短短帶過的一句話。而更多因紐特人的終結，更多土著人的終結，又有任何一種可能能夠被知曉嗎？
裝扮成聖誕老人的白人爸爸媽媽，和為孩子制作胖乎乎小鹿冰雕和玩具弓箭的納努克，原本是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