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現在我将徹底拒絕一切奉承的提議。” “我唯一的女兒要嫁給她從幼兒園起就愛的人，一個哈薩克人，” 導演弗拉基米爾·圖爾金 (Vladimir Tyulkin) 如是說，開始講述關于他家族的故事。他的母親——塔瑪拉·米哈伊洛芙娜·秋爾金娜（Duplyakova）——出生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區邊緣的一個被遺棄的村莊。父親維克托·伊萬諾維奇成年後被派往俄羅斯基洛夫地區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試驗場服役。服役期結束後，伊萬諾維奇進入師範學院學習，秋爾金娜則進了獸學院。他們就是在這座城市相遇的。——“好吧，媽媽，塞米自古以來就是她家人的故鄉，她父親的靈魂就依附在這片嚴酷的土地上。當我母親87歲的時候，我決定拍一部關于我父母命運的電影。我第一次采訪她是在她父親的墳墓上，也是我帶她去的。他們于1953年結婚。事實證明他們的家族非常龐大，統共生育并撫養了三個孩子，我們每個人，無論生活在哪裡，終其一生都懷着對我們出生的土地的熱愛。”
... 弗拉基米爾·圖爾金（Vladimir Tyulkin）年輕時花了很長時間尋找自己的路。高中畢業後，他進入莫斯科捷爾任斯基軍事工程學院化學系，在那裡入了伍，參軍後，他再也沒回到過首都。他回到托木斯克大學物理系讀二年級，但始終眷戀着他那位于哈薩克斯坦的故鄉，最終，圖爾金轉學到了哈薩克斯坦國立大學同一系。同年，他開始對詩歌萌發激情，出版了一本詩集，甚至成了第一屆共和節“志歌”的獲獎者。
“當他們開始在莫斯科年鑒《詩歌》（московском альманахе «Поэзия» ）上發表我的作品時，我以為我會從事文學工作，然而，不幸或幸運的是，我成了一名導演，”——晚間修讀期間，圖爾金在哈薩克斯坦電影制片廠找了份燈光技術員的兼職工作——這是他電影職業生涯的起點。不久後，他從燈光技術員工作轉到了音響工程，擔任了助理導演，然後成了音響工程師、副導演……“當我意識到我對電影‘病得很重’時，我選擇進入列甯格勒戲劇學院進行學習。”
圖爾金的處女作《我會捍衛自己》（Буду защищаться сам）講述的是一個具有藝術天賦的騙子的故事。弗拉基米爾對心理學很感興趣，他熱衷于在銀幕上捕捉英雄靈魂和潛意識中最細微的動作，從而巧妙地颠倒事實。該影片最後榮獲全聯盟紀錄片電影節（Всесоюзном фестивале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一等獎。但是，真正讓其名聲大噪的是1991年的奇幻電影《蠅王》，它甚至被一些俄羅斯電影評論家列入了20世紀50部最佳影片之列(同在其列的是圖爾金的另一作品——《十字架實驗》（Опыт креста）)，該片獲得了多項俄羅斯電影節獎與瑞士霓虹燈國際電影節銀獎。由于這些作品，弗拉基米爾成為了歐亞電影廣播學院的院士，同時，在國内，他還擔着朱爾格諾夫學院高級教師的虛職。
Ⅱ
在《蠅王》(1990)的開場場景中，攝影機以一隻蒼蠅的主觀視角飛向坐在谷倉中央的主人公的頭部。廣角鏡頭強調了對現實的感知扭曲，風格上類似于荷蘭藝術家Hieronymus Bosch的畫作《聖安東尼的誘惑》或《最後的審判》。
蒼蠅無權無勢且數量龐大，仿若蘇聯意識形态體系中的“大衆”形象。坐在“寶座”上的主人公開始擁有統治者的魔力屬性（2’39），他的頭頂帶着帽子——“王冠”，手持木棍——“法杖”，身旁是成群的動物——“臣民”，這樣的構圖隐隐地為影片引入了關乎權力的主題。
...在這個微型的“生态烏托邦”中，人與其餘物種間的和諧狀态經由一種被人類中心主義粉飾的平等性所賦予，動物們唯一的權力是平等權，而這種平等被嚴格限定在老人的“自治區”内：例如，他會令家貓去驅趕流浪貓，因為它們使他在一個月内就損失了上百隻兔子。這樣一來，同物種間嚴格的等級秩序就得以被建立（在國家權力機器之外，是“賤民”或“赤裸生命”的集中營，用以标化“我”與“非我”的限度）。
這種自我循環的封閉經濟，其能量基礎來源于不可計數的蒼蠅幼蟲——主人公基裡爾·伊格納季耶維奇·什帕克老人用腐爛的死狗作皿繁殖了數以百萬的蛆，他熱情地以開水消滅它們，用鹽腌制，然後喂給家畜，如此反複。這個奇妙的過程被什帕克稱之為“蒼蠅機器”或“自動化裝置”，并将之比拟為國家的運動：國家就是這樣一個“養蠅桶”，桶中的蛆蟲即為人民，他們有不同的目标，朝着不同的方向運動——直到暴君的手攪亂了桶裡的東西，使他們變得方向如一。這隻手的主人不會在乎運動中犧牲的數額，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樂觀主義者，總是盤算着“還剩多少”：“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态，人們不能秉持着這樣的觀念生活......”——老人最後言道。
關于滅蠅器的最後設想變得瘋狂：在核試驗後的哈薩克斯坦，每年有10萬頭牛染病死去，還有一些流浪漢……如果可以将這些肉投入機器，他們将吸引到更多蒼蠅……
Ⅲ
威廉·傑拉德·戈爾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艘英國魚雷轟炸艇的指揮官。在充分體驗了“戰争”這個詞所包含的全部恐怖、充分勘察了人類最卑劣品質的綻放之後，戈爾丁說：“任何經曆了法西斯暴行猖獗歲月卻沒有意識到人類邪惡本性的人，要麼是瞎子，要麼是傻子!”在采訪中，他公開承認：“戰前我對人的看法很膚淺，很天真，但我經曆了戰争，它改變了我。戰争教會了我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人與生俱來的破壞性和惰性，戈爾丁的所有作品都緻力于不同程度地揭露潛伏在每個人靈魂中的邪惡并将其擴大化。
所以，《蠅王》的情節相當典型：一群英國小學生在一次飛機失事後發現自己流落到荒島上。小說的主人公是年齡從6歲到14歲的男孩，其中一些是教堂唱詩班的唱詩班成員。孩子們快樂又受人尊敬。毫無疑問：對他們的成長和教育是非常負責任的。 最初，男孩們試圖模仿成人社會，在島上建立了“民主政權”。領導者位置的主要候選人是理性且負有責任心的拉爾夫，他提出了一套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并将其予以實施。
戈爾丁刻意賦予了這座無人島天堂般的特征——這裡美麗、溫暖、到處長滿營養的水果，而且沒有掠食性動物。也就是說，孩子們擁有過平靜而富裕的生活的所有資源。其中一個孩子不無自豪地宣稱：“我們不是野蠻人。我們是英國人。英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們需要盡可能表現得得體。”（這裡的字裡行間可以清楚地聽到戈爾丁的竊笑）
令人驚訝的是，孩子們隻花了很短的時間就過渡到了更粗魯更原始的武本位法則。他們開始真正退化，滑入基礎欲望和本能行為的領域。文明的面具很容易被動物的笑面所取代，這種笑容在帶有好戰動物圖案的臉部繪畫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達。事實證明，男孩們從獵豬到殺害同類隻有一步之遙，他們決定毫無悔意地采取這一行動。而現在，殺死那些不符合野蠻部落規則的人已經變得“正常”了。
...戈爾丁通過這個虛構的故事揭穿了兩個非常頑固的觀點：“人性本身是美麗的，他隻是被邪惡的環境教壞了”和“孩子是無辜的，他們不知道成人世界的罪惡。”這兩種想法都經不起現實生活的反駁。好戰的20世紀斷然證明了戈爾丁結論的正确性。曆史沒有教導人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20年後開始），教育沒有啟發人性（藝術家希特勒），教育也沒有拯救人性。犯罪編年史證明，兒童有能力犯下最殘酷的罪行。
基督教教義是這樣解釋的：“人最初因邪惡而患病。這是第一批人堕落的結果。就像遺傳病一樣，一個人的邪惡會代代相傳。對于老人來說，克服自己内心的罪惡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主動了憐憫的心，差遣‘他的獨生子’到世上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此後，克服自身的邪惡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得救的必要條件。
如果我們回到小說，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在天主教學校長大的男孩也不記得上帝。他們的嘴唇無法發出任何祈禱（毫無疑問，這些祈禱詞日複一日地被烙印在孩子們的腦海裡）。祈禱仍留在遙遠的、可以為人類文明所理解的英格蘭；對于這座島嶼，唯有本能。
Ⅳ
我們應該理解，什帕克既是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曾經是一隻蒼蠅，人民公敵的兒子，參加過偉大的衛國戰争，因工作疏忽差點兒被NKVD槍斃”，但同時，他也是斯大林主義的微刻——“一個公正的獨裁者”。這是一個尚在自然徘徊的幽靈，一種古老的、由父代向子代傳遞的詛咒。
英雄被國家遊戲所迷惑，似乎不明白他正在複制約瑟夫·斯大林建立的極權，他抗拒他的統治，因為自封的動物之王的父親受到了鎮壓。因此，我們遇到了一個奇怪的悖論:一個遭受獨裁者行為之苦的人會複制他的管理方法，并認為它們是至高的善。 ——Иван Бортнико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