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戛納電影節的開幕片是法國導演昆汀·杜皮約的《第二幕》(Le Deuxième Acte)。此次已經是戛納連續第四年以法國導演的作品作為開幕片,似乎預示着戛納越來越重視法國本土電影,往前三屆分别為第76屆口碑撲街、令人大失所望的《杜巴利伯爵夫人》、第75屆改編自日本上田慎一朗導演作品《攝影機不要停!》的《喪屍不要停 coupez》以及第74屆萊奧·卡拉克斯的《安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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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汀·杜皮約2023年的兩部電影《揚尼克》和《達達達達達利!》,分别入圍第76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以及第80屆威尼斯電影節非競賽單元,都有着明顯的舞台劇風格。此前,《鹿皮》曾入圍第72屆戛納電影節的“導演雙周”單元。該影片怪誕、暴力,頗有昆汀·塔倫蒂洛的味道。

本片講述,弗洛倫絲(Florence)瘋狂愛上了大衛(David),想将他介紹給自己的父親,但大衛并不喜歡弗洛倫絲,想把她推向朋友威利(Willy)的懷抱,四位主人公在荒郊野外的一家餐廳相遇了。“第二幕”指涉的不僅是影片的故事——一個處于“發展”中的故事:四位主人公相聚在一家餐廳——還指涉了電影本身,沒有開端,沒有高潮和結局,“電影”一直存在并将一直延續。這是該影片的主題,也即電影和現實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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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開場已經頗有戲劇的味道,尤其是音樂的使用給人好戲就要登場的感覺。片名《第二幕》亦是電影中餐廳的名字,燈牌的亮起仿佛宣告着幕布的拉開。很快兩個超長的長鏡頭,讓觀衆意識到影片的意趣。首先,演員的表演十分戲劇化,外放或許是法國人的日常,但也是戲劇表演和電影表演的最大區别,兩組演員的兩組對話,在兩個近乎十分鐘的長鏡頭之中,不斷地延續,戲劇十足。其次,兩組主角的對話,都時刻跳脫(第一層電影的)劇情之外,甚至打破第四堵牆,讓人意識到他們是在拍電影。

實際上,到後面觀衆才意識到,這部電影呈現的是演員參與了A.I.編導的一部講述電影拍攝和現實生活相互混淆的電影。所以,上述第一層電影,也是最内層的電影,即是A.I.所創作的電影中所拍攝的電影。(A.I.創作的電影本身就是一部關于電影的電影)所以接下來第二層電影即是A.I.所創作的電影。進而第三層電影,也是最外層,便是《第二幕》這部電影本身。所以其實,《第二幕》是一部關于“關于電影的電影”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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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奇妙的是,在《第二幕》這部電影中演員所飾演的演員的表演和他/她在這部電影中的生活幾乎沒有了界線,他們時刻都在自主地進入和離開表演狀态(需要注意的是,當表演開始時,音樂便會響起,除此之外影片似乎沒有音樂),切換自如,即便有時刻意起勢表示自己即将進入表演狀态,也完全不像諸如《阮玲玉》這種關于電影的電影——張曼玉不僅是其所飾演的阮玲玉,也很明确是她自己。(而前者,我們之後會意識到,電影中演員的姓名甚至和他/她所參演的電影中角色的姓名是相同的)——這之中造成這種完全不同局面的因素,或者說使得(《第二幕》的)角色和(《第二幕》中電影所攝制的電影中的)角色之間界線消失的關鍵因素在于,攝影機的隐匿。從始至終,作為拍攝核心的攝影機不曾出現。(《阮玲玉》則非如此)也就是說,《第二幕》(第三層,外層)的演員,比如蕾雅·賽杜,在影片中飾演了A.I.所編導的一部講述電影(第一層,内層)拍攝和現實生活混淆的片子(第二層,中層)中的Florence一角,而這個角色在那部拍攝的電影(第一層,内層)中也叫Florence。

這不僅是關于電影的電影,而是電影+電影=(新)電影。用表演來表演表演,用電影來演繹電影。處在電影拍攝中的演員時刻處在狀況之外創造了另一部電影,而這部電影就是《第二幕》要講述的電影。在第一層電影的拍攝中,演員的抽離混淆了電影和現實的邊界,而這現實又是處在A.I.所編導的一部影片之中,最後,在A.I.這部電影殺青後,其中一個角色因為失意選擇了自殺,而這又正是A.I.那部電影中他所飾演的角色的同樣的命運。所以,到底什麼時候是生活,什麼時候是表演?到底哪裡是現實,哪裡又是電影?正如影片中的角色最後所探讨的,“電影是電影,現實是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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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結尾又是一個長鏡頭,拍攝(片頭長鏡頭對話)所用的滑軌就像火車軌道一樣,不停地向前延伸,用于拍攝的設備反過來被拍攝。此刻音樂再次響起,這是電影的開始,而非結束。最後既是電影(《第二幕》)的落幕也是電影的開始,既是電影的結束也是現實的開始,既是現實的結束也是電影的開始。

作為開幕片,這部影片所創造出來的空間:電影+電影=電影,分明是用雙重肯定肯定了電影的特性,展示了電影無限的疆域。對A.I.的嘲諷是導演的态度、創作者的态度,也是戛納的态度。這是一部寫給電影的電影。

選擇這樣一部片子作為開幕片是戛納對電影的贊美,也開啟了本屆戛納的電影朝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