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作業，發到豆瓣存一下檔）
在港台電影課程上，我由徐克導演的《刀》接觸到了這位鬼才導演，《刀》中絢麗的色彩、對比強烈的燈光效果、快速利落的剪輯節奏吸引了我，于是在課後，我觀看了他的“混亂三部曲”以及他其餘的一部分作品。
徐克的作品多是武俠題材，或是由傳統故事改編，但是，我最喜歡的卻是《第一類型危險》。這部以現實主義立場描寫香港現代社會與青少年犯罪的影片，在他的作品序列中尤為特别。它給我的印象是猛烈的、暴烈的、不留餘地的暴力，這種暴力并不是指畫面的血腥程度，而是影片流露出來的精神氣質：所有人物都不像人，隻像滿身猩紅的猛獸，隻是無奈被人皮所禁锢，于是無處發洩的原始獸欲在人皮底下蠢蠢鼓動。我尤其喜歡女主角阿珠被美國犯罪團夥從窗台扔下這一段的蒙太奇，人體下墜的仰拍與窗台下衆多鐵刺向上聳立的特寫飛快交叉，令我心神一顫：此前，在影片剛開始不久，徐克就已經以這種手法拍攝過被阿珠扔下的那隻貓、在相同的地點被刺穿緻死的過程。習慣于其他影片“最後一分鐘營救”式有驚無險的戲劇橋段的我，甚至還來不及疑慮，鐵鏽斑斑的尖刺就已經貫穿少女的肉體，而我也被撲面而來、直接且迅速的暴力所震驚。
看完這部影片，我試着去思考，為什麼徐克的作品序列裡會出現這樣一個另類的題材？同時我也在想，人們常說徐克開創的是“新武俠電影”，那麼對于傳統武俠電影來說，徐克的“新”體現在哪裡？沒想到我搜尋到最後，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卻似乎融為了一體。
從古至今，“俠義精神”始終活躍于中國的民間文化和市民文化。數千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使中國人的思想言行常常處于禁锢之中，尤其是一個政治動亂導緻社會秩序混亂的時期，更容易使中國人熱衷于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的“救世主”形象。因此，“俠客”本身就是一個發源于市井的意象，其精神内涵主要發自儒家，它是“布衣之怒”的極端化，即“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的“士之怒”。“俠客”們行走的“江湖”，常常是對立于朝廷、官府等正統秩序之外的邊緣秩序。故而，香港武俠電影中也多包含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例如“黃飛鴻”系列電影，涉及清末民初列強入侵、清政府腐敗無能這一曆史背景，在此中華民族内憂外患之際，黃飛鴻作為亂世英雄，以其俠義精神弘揚甯死不屈、舍生取義的民族氣節。
20世紀20年代，受戰亂影響，大批電影公司、電影人才和資金湧入香港，原本活躍在大陸的武俠題材也随之退出，伴随着亂世背景逐漸于香港落地生根。可以說，香港武俠電影的興起是依托于社會現實的，社會愈是動蕩不安，人們就愈是期盼在神俠武士身上看到反抗的精神和力量。20世紀50年代，以梁羽生、金庸為代表的武俠作家創作的“新派武俠小說”，使武俠作品的面貌煥然一新，他們不再塑造刀槍不入、完美無缺、與民衆距離較遠的假大空式的英雄人物，而是将俠客們還原為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深入展現其人性特點和人格魅力。“新派武俠小說”在極大程度上更新了香港武俠電影的創作。同時，武俠電影與社會現實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許多作品借古諷今，蘊含着對曆史的深刻反思，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我們說，香港的“江湖電影”，其實包括了武俠片、功夫片和黑幫片三種類型。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香港黑幫電影，“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了當時香港社會時事變換，民衆心理幽眇難言的真相，以其獨特的特色使觀衆被壓抑的趣味獲得了虛幻的滿足，被壓抑的欲望得到了變相的宣洩。”黑幫電影的主角同樣體現着“對抗亂世的邊緣秩序”之意味，而“對抗”的方式往往直接體現為暴力，與當時的武俠電影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在此背景下，徐克與他的“新武俠電影”應運而生。他在吸收中國傳統的叙事方式的同時，結合新派武俠小說的基本叙事類型、隐喻和象征，“使一些新武俠電影代表作的内涵開始具有對中國社會文化傳統劣根性的反省精神。”他重新诠釋經典，也重新在傳統的視覺美學特征之上，營造強烈的視覺沖擊，這其中也正包括前文所述的“直接且迅速的暴力”。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們再來看《第一類型危險》。這部影片中的香港社會同樣擁有“江湖”的特征：混亂、殘酷、戾氣濃重，尤其是主角四人所處的周遭環境，完全符合“邊緣秩序”的樣貌。四個青少年面對這個困獸相争的“江湖”，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制造爆炸案“報複社會”——來進行反抗；若不反抗，便會是永久的壓抑。在這裡，他們完全脫離了“俠客”的形象，所謂的“俠義精神”也隻剩了個一同犯罪的“義氣”。然而我認為，這正是“武俠”進入到現代社會之後的“20世紀末不适症”。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已不再是腥風血雨的戰亂時期，但是，在香港這塊被兩個政權不斷撕扯的邊緣飛地之上，仍然存在着嚴重的社會問題。文明社會無法給“行俠仗義”提供名正言順的支持，人們的壓抑無從發洩，想象中的“救世主”也并不存在，甚至整個香港在精神上來說根本就是“父輩缺位”的，人們無路可走，最終隻能以更為極端的方式，宣洩邊緣秩序的聲音。主人公們的那些迷茫、徘徊、盲目、狂亂，指向的正是彼時的社會現實：在撕扯中破裂，在困頓中掙紮。于是，在武俠電影中表現為暴力的“反抗”，在這裡變得更加嚴重。過去，暴力在電影銀幕上的意義，隻是懲惡揚善、宣揚道德倫理；今天，暴力發展為一種“美學”，在強烈的視聽沖擊下，變成了“純粹的形式快感”，起到“替代性滿足”的作用。
《第一類型危險》雖然隻是徐克的第三部長片作品，但已經能夠體現出他對香港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并不遜色于他的任何一部“新武俠電影”所展露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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