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一星，有一點濫用符号煽情過渡的嫌隙
在我看來，本片最驚豔的地方是在它通過形式與内容的結合使得影像修辭重新返回到了某種純粹的境遇（電影本體意義上）。舉個例子，影片中有這樣一個片段，老人在被警察毆打（在一個多層嵌套的鏡子中映射出來的畫面）之後，他獨自在月光灑落的平原上行走，眼前是一張漏出半隻的大手，仿佛還能讓人看到泥土下的半個身體。在此處，影像的綿延與現實的“超現實化”達成一種美妙的和諧，給人一種古典、肅穆、甯靜的悲傷。後現代電影有一個最讓人诟病的地方就是，泛濫的欲望促使一種消費主義的能指霸權幾欲攻占了大部分熒幕。雖然仍然不乏大衛林奇、大衛芬奇這樣的導演在重疊與眩暈的自我指涉中述盡晚近資本主義社會世風日下的現狀。但我仍覺得，電影創作在這種“古怪”的轉向之下（此種電影占了大多數）變得“庸常”了。我個人越來越排斥形式感太強的電影（其實這部電影也有這樣的毛病），形式主義走到最後，它仍然無法脫離創作者所建立的自我霸權，在電影曾幾何時還是天真無邪的年代，攝像機隻是面向世界、面向現實，就像我們用肉眼看到世界的無限，而僅僅隻能用頭腦捕捉其間的一縷華彩，形式的退場意味着攝像機變成眼球，影像變成現實本身（但這還很遙遠，誠如巴贊所說的“真正的電影還未誕生”），創作者與觀衆幾乎站在同一個位置，觀賞無限。
“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畫的是一個天使看上去正要由他入神注視的事物離去。他凝視着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張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曆史天使的。他的臉朝着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着屍骸，将它們抛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着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以上是本雅明對現代性的沉思，影片講的是遺忘和對抗遺忘的故事，與上述思考不謀而合。事實證明，盡管勝利者不留餘力地為自身的合法性書寫曆史，并不斷塑造各類文法紙張切割人群，遮蔽記憶，但是痛苦仍然像幽靈一樣不斷被召回。集中營仍然像一個文明的滑體，若隐若現，不斷被有心人重提，重新嘗試處理。
鮑德裡亞認為，死亡不是一個生物學規律下的事件，而僅僅是一種社會關系，在較原始的社會裡，人們跟私人保持了親密的象征交換（各種儀式）。但是在當代，出于對死亡的恐懼，死人被隔離了，但正如監獄本體就是為了掩蓋所有社會機構的監獄屬性一樣，我們對死亡的驅逐隻是為了掩蓋我們與死人别無二緻的生存境遇。為了塗抹掉一段暴力的曆史，國家機器就能竭盡所能去将為暴力而死去的人們從符号秩序中抹去，正如他們從不存在一樣。但是，為暴力而死的人、為遊行而被抓住的人、為生存而苟且的人們，他們之間又有何區别？國家機器作為一個無主的判決者，随時能夠獨斷地安置任何一個個體的位置。在今天，為了穩定秩序，我們可以抹除一小段記憶，可以處理掉一批不能夠被記住的屍體，在明天，為了大多數人的安全，我們可以心安理得、不動聲色的處理掉一小批人，這些行為根本别無二緻。
為什麼在當下一定要去對抗遺忘？過去就是當下，活人就是死人，我們在一片幾乎坍塌的天空之下苟活，無人生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