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開始于疫情期間德國一間東正教堂的追悼會。追悼的是22歲的Vili Viorel Păun。2020年2月19日運輸員Vili在上班途中目擊了一場槍擊案。Villi在報警三次無果後，嘗試截停兇手。在Kurt-Schumacher-Platz他被殺害。同一天遇難的還有Gökhan Gültekin、Sedat Gürbüz、Said Nesar Hashemi、Mercedes Kierpacz、Hamza Kurtović、Fatih Saraçoğlu、Ferhat Unvar、Kaloyan Velkov和兇手的母親Gabriele Rathjen。九個家庭和幸存者，這場槍擊案中失去至親、好友，他們因為同一個兇手而結盟，慘痛的悲劇讓他們外鄉人的姓氏作為烙印無休止地灼燒。導演Marcin Wierzchowski在四年的追蹤拍攝中，捕捉到了這些被遺留下來的人們對承認的渴望，他們的憤恨，他們的不甘。失去了四個朋友的Piter Minnemann将拳頭重重打向沙袋。在Arena-Bar的襲擊中，他奇迹般地存活。看着未被公開的監控錄像，他評論兇手是如何讓他和朋友們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倒下。
這裡沒有疾速追殺中John Wick和他的東歐族卷頭重來，也沒有樸贊郁親切的金子中最後的集體複仇。槍擊案當晚，經過一個小時對兇手公寓的排查，SWAT隊伍在地下室發現了已經身亡的Tobias Rathjen。有夜班經過案發現場現場的父親，在工作結束以後，才發現兒子并沒有回複自己關心的消息。有聽到警戒趕去arena-bar尋找兒子被攔在警戒線外而沒能得到任何正确的信息的父母，在2周以後，他們才知道遺體已經被屍檢。對他們來說，這樣的結果隻會加深不公和憤恨。Rechtsextreme擊倒了他們的孩子，而格外陌生的Bürokratie又在這之後扼殺了他們的能動性。
被封鎖的緊急逃生出口和Polizei的rechtsextrem聊天群組，都讓他們喪失對Institution的信任。影片中這些簡單的人們，他們的悲痛是那樣真實。當鏡頭切到椅一雙在椅子上的Hugo Boss的球鞋，我還在納悶這個畫面的意義，卻已經聽到後排止不住的哭泣聲音。坐在後面的受害者的母親在首映式沒有隐藏自己的情緒。她每天給孩子的手機充電，保留着Sedat生前喜愛的東西。當電影的自己想不起德文單詞，Vili的父親在放映的同時自己在後邊嘟囔garlic，然後又跟導演講，他這是給烤雞做了一個免費的廣告。當下一幕的鏡頭給到衣櫃中兒子的血衣，我聽到他又在哭泣。第四面牆從未存在過。這是一部紀錄電影。當影片結束，我們也無法得到一個立即的出口。五年，經過了Partei換屆，當年得到反對Partei支持的家屬又被新一輪上台的Politiker所背叛。他們帶着Rewe的購物袋，裡面裝着文件夾，第一次走進Hessischer Landtag。西裝革履的德國官僚在家屬前的掩飾和套話，以另一種方式打破了現實和虛構的界限。家屬後面向政客請求将遇難者的紀念雕塑立在這座德國小城的老廣場上，就在格林兄弟的雕塑旁，和收集童話的格林兄弟一樣，成為哈瑙的孩子。憑什麼？Hegemonie難以被一次極端行為而消解。這隻是家屬的一廂情願。
當電影結束，座無虛席的柏林戲劇節劇場幾乎全體起立鼓掌。我想到德紹的中國女孩，對她遇難的調查也一再被幹擾、扭曲。2025年2月18日，我們可以說這是德式紀念文化（Erinnerungskultur）的又一次踐行，也可以說，這是一個被德國人包圍的360度的阿爾托式的殘酷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