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尼·雷恩 / Sight & Sound（2000年8月刊）
校對：覃天
譯文首發于《虹膜》
在《花樣年華》的戛納電影節宣傳小冊中——這是一件值得收藏的珍品，因為裡面刊載了未出現在影片中的劇照——王家衛将這次拍攝描述為「個人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一次經曆」。這部在原本的設想中為低成本且快速完工的影片，計劃于1999年春天在香港拍攝，卡司由兩位主演和少量配角組成，結果卻花了14個月的時間來編寫劇本、拍攝和剪輯。在這個令人痛苦的漫長過程中，王家衛的一些長期合作者離開了劇組。許多原來的香港鏡頭被在曼谷拍攝的、經過修訂的場景所取代；在柬埔寨吳哥窟拍攝的結尾是在很晚的階段才增添的——距離該片在戛納進行全球首映的兩星期前才殺青。5月6日，第一版（有嚴重缺陷的）校正拷貝才從曼谷的實驗室新鮮出爐，這個時候離首映禮隻有四天。王家衛在冊子裡的導演闡述中說道：「我們在體力和财力上都透支了，」這是一種自我揶揄式的輕描淡寫。
不過《花樣年華》的确是他最好的電影之一，這是一部華麗而感性的悲傷圓舞曲，圍繞着愛情關系中忠誠和真摯的主題展開，最後凝結成了對逝去的時間及其價值的哀歌。
湯尼·雷恩：上次我在你前往法國幾天前見到你時，你簡直就像一具行屍走肉，當時你的電影還沒有完成。你們是怎麼及時趕上戛納的？
王家衛：我們本應在5月7日抵達戛納，但直到那前一天我們才完成配樂的單聲道混音。當晚，我們從曼谷的實驗室收到了第一份校正拷貝，然後準備在香港做完法語字幕。但當我們檢查拷貝時，發現聲音不對，鏡頭也不對，一切都不對勁。所以我們不得不在淩晨5點打電話給曼谷的所有工作人員，重新混合部分聲音，重新剪輯部分底片。即使我們得到了校正後的拷貝，也發現其中一卷的聲帶有問題——所以那一卷必須在曼谷重做，然後請人随身帶到法國，趕在首映當天的早上在巴黎加上字幕。我們終于在19日晚上7點左右到達了戛納。首映禮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是媒體場，晚上是正式放映。我們和朋友們匆匆吃了晚飯，喝了點酒，然後和所有預購了影片的發行商一起去參加深夜的試映會。每個發行商都懷揣着不同的期望而來；他們看到的是不同的片段，也從我這裡聽到了不同的信息——這取決于我們何時讨論過——關于故事、結局等等。每個人在試映會結束後都神情恍惚，沒有人說什麼，我回到房間後，告訴我的妻子，感覺第二天的放映情況不妙。但是，當我們在12小時後到達新聞發布會時，我們從公關人員和其他人那裡聽說，媒體場的反應非常好。而且正式放映也非常順利。
湯尼·雷恩：你多久沒有好好睡過一覺了。
王家衛：大概四個月吧。甚至到現在都還沒完全恢複過來。而且我也還沒去看《花樣年華》，這對我來說太痛苦了。
湯尼·雷恩：為什麼這部電影花了這麼長時間才完成呢？
王家衛：這個項目經曆了非常複雜的演變過程。這要追溯到1997年，當時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連續拍攝兩部電影，一部在香港回歸之前，另一部在香港回歸之後。其中第一部應該是《北京之夏》（Summer in Beijing），由張曼玉和梁朝偉主演，但我們無法與電影局就在北京的拍攝達成協議，因此不得不放棄。但是，演員們仍然非常支持我，我也不想讓這個項目夭折。因此，我當時的想法是繼續拍攝《北京之夏》——隻不過「北京」現在變成了澳門的一家餐館。這從而衍生出了拍攝一部關于食物的電影的概念，我們想出了三條故事線，一條關于廚師，一條關于60年代的作家，一條關于熟食店的老闆。不過當時張曼玉正準備要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合作《藝伎回憶錄》，所以我們隻有很短的時間來完成它。我們首先設計了關于熟食店老闆的故事，然後轉向關于作家的故事——這時我意識到，關于作家的故事才是我唯一真正想拍的故事。
這個故事也随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演變。起初我們覺得它應該隻以1962年為背景，然後又把它延展到了1972年結束，跨越兩個人的十年生活。但經過14個月的攝制，我們意識到不可能拍出這樣規模的電影。所以我們舍棄了70年代，決定在1966年為故事劃上句号。
我花了很長時間來思考結局是什麼樣的。它隻是一個關于兩位主角的愛情故事嗎？最後我認為它應該不止于此。它是關于一個時期的結束。1966年是香港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内地發生的事件也産生了很多連鎖反應，迫使香港人認真思考他們的未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40年代末從内地遷徙過來，過了将近20年相對平靜的新生活——突然間，他們開始覺得他們的生活必須再次向前看。因此，1966年是某些事情的結束，也是另一些事情的開始。
湯尼·雷恩：你為什麼前往柬埔寨拍攝這部影片的結尾？
王家衛：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個意外。我們需要一些東西來與影片的其他部分形成視覺對比。這有點像為室内樂譜曲；我們需要做一些平衡，加入一些關于自然或曆史的東西。當時我們在曼谷拍攝，所以我們去看了城裡所有的廟宇或佛寺，但沒有找到足夠滿意的。我們的泰國制片主任建議我們去吳哥窟。我以為他瘋了，但他向我們保證，這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困難。我們隻能抽出五天時間，因為還要馬上回到香港進行後期制作，而且戛納電影節也迫在眉睫。感謝我們的制片經理的關系，我們在48小時内得到了柬埔寨政府的許可。當時還是柬埔寨的新年期間。我們本應隻拍一天，但最後在那裡呆了三天。偶然間我發現戴高樂在那一年訪問了柬埔寨，于是我就想把這件事放進影片中。戴高樂是即将消失的殖民曆史的一部分。
湯尼·雷恩：在剪輯過程中，我看到了陳太太（張曼玉飾）在吳哥窟的一場戲：周慕雲（梁朝偉飾）在一個日本導遊身上看到了她的身影，并且想象着與她的對話。但這并沒有出現在成片中。
王家衛：我們之所以原本隻計劃了一天的拍攝，是因為我們隻需要一場戲——就是現在留在影片中的那一幕。但張曼玉不想錯過遊覽吳哥窟的機會；她甚至自願作為劇照師同行。後來，我們覺得既然她在場，不妨讓她多拍一些鏡頭，或許會派上用場。我正在考慮把我們一些未使用的拍攝素材發布在我們的網站上。
湯尼·雷恩：你曾經說得很清楚，許多配角都有着不軌的性關系，但這對關系暧昧的主角卻盡一切可能壓抑對彼此的感情。你甚至剪掉了他們做愛的一幕；相反，你讓他們在出租車上手牽手，暗示他們将一起過夜。他們的壓抑和那個時代的氛圍有什麼聯系嗎？
王家衛：我在最後一刻剪掉了那場性愛戲。我突然覺得我不想看到他們做愛。當我告訴張叔平這個想法時，他說他也有同感，隻是不想開口！讓我在這部電影上花費了這麼長時間的一大原因是我沉迷于它——特别是沉迷于它喚起的情緒。我最想捕捉的是那個時代，那是一個比現在更微妙的時代。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我不想拍一部關于外遇的電影。那樣太無聊，也太容易預測，而且隻有兩種可能的結局：要麼他們一起離開，要麼他們放棄對方，回到自己的生活。我感興趣的是在這個故事中所展示的情況下，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相互關系，以及他們保守秘密和分享秘密的方式。
湯尼·雷恩：為何兩人的配偶都未露面？
王家衛：主要是因為他們要扮演各自的配偶可能在做什麼和說什麼，以及他們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換句話說，我們要在一對情侶身上看到兩層關系——奸情和被壓抑的友誼。這是我從胡裡奧·科塔薩爾那裡學到的技巧，他的小說總是有這樣的結構。這就像一個圓圈，蛇頭與蛇尾相銜。
湯尼·雷恩：這與影片複沓、變奏的風格也是相關的嗎？
王家衛：我試圖展示變化的過程。日常生活總是俗套的——同樣的走廊、樓梯、辦公室，甚至是同樣的背景音樂——但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人在不變的背景之下發生的變化。正是重複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這些變化。
湯尼·雷恩：你此前曾在《阿飛正傳》中展現過60年代，你在最新的導演闡述中提到，這部電影可能回答了「《阿飛正傳2》會是什麼樣的」。你如何看待這兩部電影之間的關系？
王家衛：對我來說，《阿飛正傳》是對60年代的一次非常私人化的重塑。不過，在《花樣年華》中，我們有意識地試圖重塑現實。我想談談當時的日常生活，關于家庭條件、鄰居和一切。我甚至為拍攝期間制定了一份菜單，不同時令有不同的菜肴，并找了一位上海阿姨來做這些菜，以便演員們在拍攝時就能吃到這些菜。我希望影片中包含所有那些我熟悉的味道。即使觀衆可能不會注意到，但這于我而言有着厚重的情感意義。當我們一開始拍攝1962年的場景時，張叔平問我，我們是不是終于要拍《阿飛正傳2》。我永遠不會按照最初的設想拍攝一部續集電影，因為那個故事對我來說已經過去了。但在某種意義上，我現在覺得《花樣年華》可能就是《阿飛正傳》的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