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10年，“蠻族”哥特人侵占了羅馬這座“永恒之城”。城内羅馬人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妻子被奸淫，房屋被燒毀，其狀之慘無以言說。羅馬的陷落在當時的帝國内部引發了巨大的恐慌，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是基督教在羅馬的興起，引發了“蠻族”的侵略，并直接導緻了羅馬的陷落。
而彼時的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和狄奧多西的推動下，“異教”已經被逐漸取締，基督教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記錄了異教被取締，基督教漸占據上風的場面，“沒有祭司，廟宇和經典在旁邊加以人為的援助，神的觀點就無法保持長久的記憶.....在狄奧多西逝世不過而是八年後，立法者再也看不到異教有什麼蛛絲馬迹留下來”。
就當基督教遭受質疑時，遠在北非的一位基督教教父坐不住了。為了駁斥異教徒，他在生命最後的20年時光裡，寫就了一本皇皇百萬字的巨著——《上帝之城》。他就是著名的聖奧古斯丁（Augustine），此時他即将成為北非城市波特乃至整個西羅馬帝國最重要的基督教父。在此後的基督教世界裡，《上帝之城》不僅成為了僅次于《聖經》的基督教經典，同時也主導了西羅馬帝國之後基督宗教世界的走向。
而當這部巨著寫畢完成後，奧古斯丁的生命也迎來了終點。
公元430年，蠻族汪達爾人攻入北非，希波遭受了滅頂之災。然而彼時擅長與各種論敵辯論的奧古斯丁在此時卻不為所動，安靜的在炮火聲中離世。又二十年後，西羅馬帝國正式滅亡，長達千年的漫長中世紀大幕開啟。
1957年，著名導演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執導的電影《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上映，它将關注點聚焦于中世紀中晚期，将十三世紀十字軍東征、十四世紀的肆虐歐洲的瘟疫黑死病、十五獵巫運動等曆史事件并置于同一時空，繼而讨論當沉默的上帝無法可見，而恐懼的死神如影随形，個體的終極信仰究竟有何意義？而身處“上帝已死”時代的我們，究竟如何安頓自身焦慮的心靈？
信仰：沉默的上帝
電影故事從海邊沙灘上騎士安東尼斯·布洛克與死神的對弈講起。從十字軍東征歸來返鄉的騎士布洛克和侍從延斯正在海邊的沙灘上小憩，騎士布洛克身旁突然出現了一位身着黑色鬥篷、面色蒼白的“黑衣人”——死神，死神說要将騎士帶走。為了擺脫死神的控制，騎士故意與喜好下棋的死神對弈，雙方約定，如果騎士死了，就甘願被死神帶走；如果騎士赢了，死神則免他一死。于是在回家路上，雙方開始了一場漫長的博弈。
東征歸來騎士的身體早已疲憊不堪，而更為嚴峻的是他自身的信仰世界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或許是身處極端的戰場環境，騎士已經見證了太多殘酷和血腥的死亡場面，以至于當他想要去尋找上帝信仰，去解答人們為何而死時，上帝在此時卻沉默了。
騎士和随從延斯路過一家教堂時，教堂中一位畫家正在畫着一個可怕的死神。畫家告訴随從延斯，他畫出死神，是為了讓人們感知到害怕和思考。在教堂裡的另一邊，騎士正在一個角落中向上帝禱告，并苦苦哀求希望上帝能夠出現，并與他對話，然而此刻上帝卻沉默了，現身的隻有一個面容猙獰的死神。
于是在此時在電影中出現了第一個時刻——信仰時刻。
黑暗籠罩着騎士布洛克，他走向死神旁，隔着門窗，面色蒼白、形容枯槁地在角落裡單膝跪地說“用人的感官感受上帝是如此困難嗎？當我們失去了信仰，如何再去相信那些信徒？為什麼他以這種令我痛苦和屈辱的方式活在我心中”？
在一連串發問後，他對着死神似乎并不加以掩飾地說，“我們在恐懼中制造了一個偶象，并把那個偶象叫做上帝”。
而此時，在伯格曼大師般的攝影技術下，門窗将騎士和死神隔離，死神如上帝般以光亮被突出，而騎士卻被凸顯地十分渺小，顯得微不足道。這是一個真正屬信仰發問的時刻，布洛克是如此地痛楚和惶恐，但在此時在上帝和死神面前，卻又顯得如此卑微和渺小。
...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僅是從戰場歸來的騎士，生活在中世紀信仰時代的大衆同樣在内心深處質疑過上帝的存在，然而在他們面前卻如騎士布洛克般，眼前隻有黑暗恐懼籠罩下的死神。當時的人們在戰争、黑死病和死亡的籠罩下，相信上帝所賦予的末日時刻即将到來。對基督教世界曆史的解釋最初被寫入《聖經·啟示錄》中，但真正将其诠釋清晰的卻是5世紀的奧古斯丁。
在奧古斯丁看來，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因違背了上帝的權威，偷吃了禁果，因而被逐出“樂園”，進入“塵世”。這是上帝賦予始祖們的“原罪”，同時由于“原罪”具有代際傳遞，始祖的後代也就是人類也被深深刻上了原罪的痕迹。
人類從誕生之日起就擁有了“原罪”，因而必須匍匐在上帝面前以“贖罪”。人類中一部分人具有“善”的本性，他們可以在“上帝之城”中祈求上帝予以拯救。在塵世6000年之後，世界最終在一場大火中消亡，那些不虔誠之人接受地獄之火的懲罰；而“上帝的選民”則可以進入“天國”永享幸福。所以在整個奧古斯丁的思想中，人類被置于了一個“樂園—塵世—天國”的曆史之中，其曆史并不是新柏拉圖主義的循環曆史觀，而是一個具有“終結”意味的線性曆史觀。在奧古斯丁這裡，世界的曆史真正超越了新柏拉圖主義的循環曆史觀，同時也是線性的曆史、命定的曆史。
...所以在電影《第七封印》中，我們能清晰的發現，中世紀信仰上帝的大衆經曆了殘酷的戰争和肆虐歐洲的黑死病後，在死亡的陰影籠罩下，他們相信耶稣和奧古斯丁預言下的人類的末世很快就會到來。同時人們也希望能夠借助上帝，來回答生命的終極意義，告訴他們的未來究竟朝向哪裡。
然而，在千年漫長的的中世紀時代，人們無法借助現代的技術救治戰争和瘟疫中死去的同類，一切都看不到希望，隻有等待上帝的懲罰和末日的降臨。在向上帝苦苦哀求下，上帝沉默了，與之相伴的隻有如影随形的死神。
恐懼：替罪的女巫
當騎士和随從走出教堂之後，他們看見了幾位士兵正用鐵索捆綁一位年輕的姑娘，并将她活活燒死。在當時的大衆看來，這位女性與魔鬼結盟，并認為此地流行的瘟疫正由她引起。騎士布洛克無能無為力，隻能在她即将被燒死之際，給她喂一口水，最後親眼看着這位年輕貌美的女子被同類活活燒死。
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們在客店門前看見了一支修道士和忏悔者組成的隊伍在大道上行走，而此時電影中也出現了第二個震撼性的時刻。
忏悔者手執鋼鞭，匍匐前進，邊走邊唱歌，并猛烈互相鞭打自己的軀體。當隊伍在客店門前停下時，一個修道士站起身來，他向上帝禱告說，人們都會因瘟疫而死，并請求上帝救救蒼生，上帝不言。他們繼續擡起沉重的十字架，在泥土中匍匐前進，繼續唱着歌，鞭打自己。歌聲、哭泣聲、哀嚎聲揚長而去.....
...十四世紀的歐洲的黑死病是人類曆史上的大事件。1348—1350年的歐洲爆發了著名的黑死病（Black Death）事件，據曆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估計，它使生活在印度與冰島之間的1/3人口命赴黃泉，在1349年2月，在瘟疫尚未抵達斯特拉斯堡前，有2000名猶太人被帶至墳場；在那裡，除了接受皈依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被燒死在成排豎在那裡，迎接他們的火刑柱上。
在巴巴拉·塔奇曼看來，在中世紀的曆史上，當時的人們認為是“異教徒”猶太人向井裡投了毒，才引發了這場瘟疫大流行。當時的大衆雖然認為來自上帝神聖的懲罰是為瘟疫之源，但身處悲痛境地的人們仍舊在尋找人類的替罪羊，而作為永久的異鄉人，猶太人是最顯見的目标，于是向上帝發洩的仇恨便發洩到他們身上。
在當時中世紀的曆史環境下，一方面女性由于身處社會的邊緣位置，他們常常會成為各種污穢、與魔鬼媾和等隐喻的代名詞；而另一方面在歐洲黑死病的環境下，大批人口的死亡更加深了大衆對于未來的恐懼，而為了克服恐懼，他們往往需要尋找“代罪羔羊”，于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特别是女性就成為了這一目标。
更為重要的是，将女子視為“代罪羔羊”是凝聚族群的重要方式。猶太人由于居無定所，他們常被視為外族人和異類，他們雖與本族人交往，但依然被認為是而當社會環境惡化，自身命運不幸的種族源頭。而當瘟疫降臨，恐懼來襲時，本族人為克服恐懼，就宣稱是猶太人帶來了瘟疫，并将大批外族猶太人殺死，以此作為克服恐懼，凝聚本民族族群的重要方式。
...英國學者貝格斯（Robin Briggs）就用這一理論來解釋了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大規模獵巫事件，在貝格斯看來當時族群内部的鄰裡、家庭中的敵意和猜忌，以及與之伴随而來的挫折、恐懼才是獵巫的重要背景，因而這一種現象也被視為人類族群内部解決沖突的重要方式。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王明珂先生在中國西南羌族的田野調查中，同樣将焦點對準了羌族村寨裡的被視為“毒藥貓”的女性。在他看來，由于羌族村寨神話傳說中的毒妖貓常與女性相聯系，所以女性也常常以“毒妖貓”的隐喻而存在，同時在父權制結構相當牢固的村寨裡，女性處于弱勢地位，并且他們是“嫁入”男性家庭被視作外人。因此女性的身份性别更容易如“毒藥貓”一般，被诠釋為家庭的破壞者，一旦家庭社群或更大的村寨社群遭遇危險時，為了淨化村寨的血統與道德純潔，女性便成為了“代罪羔羊”，即衆人口中的“毒妖貓”。
無獨有偶，早已走出中世紀的17世紀早期，北美馬塞諸塞州的一個村落裡同樣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獵巫”運動。1692年，馬塞諸塞薩勒姆鎮的薩勒姆村裡，幾位少女受到了身體的折磨，她們聲稱自己受到了“邪惡”的攻擊，她們及其父母都認為是村裡其他人對她們施加了巫術；不久之後，更多的人受到了身體的折磨，為找出行巫者，她們指控了49人，最終在法院審判下，其中的19人(包括13女6男)被判行巫罪遭絞死，還有兩人死在牢獄。相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還有兩條狗因懷疑與魔鬼有染，同樣被處于死刑。
這一事件也被稱之為“薩勒姆審巫案”，這一事件至今仍然如陰魂不散般留在美國建國早期史上。那麼是誰無緣無故殺死了19個人？今天關于薩勒姆審巫案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其中有幾個相當有影響力的觀點值得我們深思。其中之一是由美國學者卡伊·埃裡克森在《任性的清教徒：一項越軌社會學的研究》提出的，他認為巫術迫害的目的是維護和強化社群認同(community identity)，以維持社會邊界和重申社會秩序。這一理論和早期英國學者貝格斯和中國學者王明珂有相似之處。這一理論認為，一個社群在遭遇不确定性甚至恐懼、危險時，容易将弱勢者視為“代罪羔羊”（或“毒妖貓”），以鞏固和強化社群團結。
然而這一解釋一方面具有相當的功能論的色彩，另一方面卻又相當程度上忽略了社會文化背景，如基督教文化情境。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系的艾薩克·裡德（Issac Reed）對此研究提出了一項相當有意思的文化社會學的解讀（interpretation）方式。在他看來，薩勒姆審巫案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在美國建國早期的社會中，清教文化存在一個斷裂點，這一斷裂點處于超驗的無形世界(transcendental invisible)和“具體的”無形世界(“concrete”invisible)之間。
早期清教世界觀中，女性是夏娃的後代，她們因經濟和性利益更易堕落，也更易在各種利益下受到蠱惑，最終更可能會交出“靈魂”，與上帝或是魔鬼立約，她們也常常被視為貪婪的對象。因而在早期清教文化世界裡，她們被編碼和诠釋為善的對立面——惡，而集體的責任就是将他們從魔鬼之手中解救出來，因為若不這樣做，上帝就不會在戰争中眷顧清教徒。
...所以，在這一讨論中，宗教和性别的議題在薩勒姆審巫案中就被凸顯了出來，宗教為大衆獵巫提供了形而上學的支持，而性别——女性被視為與魔鬼有染，又可以被視為是鞏固男性權威的形而上學所做的一種努力。
通過以上相關理論的回顧和讨論，可以更好幫助我們去理解《第七封印》中13世紀的獵巫運動，即女孩為何無緣無故被燒死的故事。
其一，基督宗教是其曆史文化背景，這一文化背景為大規模的獵巫運動提供了形而上學的權威，成為了大衆心中無可置疑的合法性來源；
其二，歐洲大規模的黑死病産生的恐懼心理是其社會背景，為克服恐懼，屠殺與魔鬼有染的女性，就成為了其凝聚族群的重要方式，而女性因而成為了“代罪羔羊”（或“毒藥貓”）；
第三，性别暴力在這一曆史事件相當重要，女性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同時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女性常被視為堕落的代表。如裡德所言“在這一邏輯下，無形世界對有形世界的效力必須要有一個超驗的男性權威人物來擔保—對正直的父親們而言是上帝，對邪惡的行巫者來說是魔鬼”。
此時當騎士布洛克親眼所見一位女孩兒被活活燒死，布洛克的信仰世界徹底發生了崩塌。與此同時他遇見了馬戲團一家，并與死神對弈之時解救了這一家人，最終在風雨天晴後，他們相遇，在此刻，布洛克也第一次沐浴到了生活、人性的陽光。
罪與罰：尼采的審判
如果說《第七封印》這部電影的主線是騎士布洛克歸鄉，在途中與死神下棋對弈的故事；那麼在另一邊，電影又一條線索則是馬戲團約瑟夫一家生活的故事。
約瑟夫是一家馬戲團的成員，他為人友善同時不乏帶有幽默色彩，他還有一個美麗的妻子米娅和剛滿一歲的孩子。約瑟夫常年為衆人演戲以謀生存，在表演過程中難免會遭遇他人的戲弄，但在電影中，約瑟夫的面容與衆人愁苦表情不同，他無論何時都保持着相當樂觀的精神。同時在伯格曼的大師般的光影技術下，約瑟夫的面孔仿佛始終都沐浴在陽光之下——而這與電影的主人公，騎士布洛克始終愁苦的面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演戲的過程中，約瑟夫因與觀衆産生了争執，他在衆人要挾下，在桌子上被迫表演了一頭熊跳躍的樣子，甚至還遭遇到了毆打。所幸的是，騎士的随從延斯救下了他，而約瑟夫為表感謝，邀請騎士布洛克一行在海邊的沙灘上共進晚餐。
...傍晚的海灘上，微風習習，薄暮的陽光照在這片被死亡和恐懼籠罩着的大地上，顯得如此美麗。
電影中第三個時刻出現了。但這一次它與前兩次信仰時刻、獵巫時刻不同，死亡和恐懼不再出現，安甯的生活成為了電影的場景。
黃昏時刻，妻子米娅拿出一盆野草莓來款待騎士一行，約瑟夫也拿出樂器彈奏曲子，為這短暫的場景增添更多的樂趣。陽光照在騎士布洛克的臉上，他那始終愁苦、黝暗、嚴肅的面容不再，此刻變得祥和、安甯。
他對約瑟夫一家說，“我會永遠記住這一刻，這樣祥和的黃昏....我會努力記着我們說的每句話，我會小心珍藏這段記憶，就像捧着滿滿一碗牛奶一般小心，這會是我生命中閃光的一刻”。
...生活，而非信仰，成為了此刻電影的主題。生活在此刻拯救了騎士布洛克，而這也是伯格曼在《第七封印》最後給與我們的一個可能性的答案。
世紀之交，“不合時宜的沉思者”尼采同樣站在了基督信仰的對面，他高呼“上帝死了”，同時重新呼籲關注我們生活的實在，重新肯定了此岸世界的意義。同樣這也始終是伯格曼電影揮之不去的母題所在。
在《聖經·啟示錄》中，基督教設定了一個“罪與罰”和“天國審判”的故事。
耶稣是上帝之子，但讓耶稣的門徒相當困惑和不解的是，既然耶稣是上帝之子，這意味着耶稣不會死去，但現實卻是耶稣被釘死在了十字架上。于是他們認為耶稣之死體現了“福音精神”即不反抗，而到了耶稣上帝重臨天國之時，便是真正的審判日，到了那時一切的罪惡将會重新被審判，一切的“罪”将被施以“罰”。而《聖經》在公元5世紀的聖奧古斯丁诠釋下，末日審判有了更詳細的描述——世界将會在一場大火中消亡，“上帝之城”的選民将得到永生，而不信者将得到永罰。
這便是伯格曼在《第七封印》這部電影最開頭設定的天國審判的意向。“第七封印”象征着《啟示錄》提示的羊皮卷中七個封印的第七個，此刻萬籁俱寂，世界灰暗，一隻鷹盤旋在海邊上空，鷹仿佛誦讀着上帝審判詞，象征世界末日即将到來。
《新約聖經·啟示錄》中講述了第七封印的來曆。相傳在公元96年，聖徒約翰給亞細亞七個教會寄出的書信用七個封印封住，而當羔羊（基督）揭開第七個封印時，“天上寂靜約有二刻”,七位使徒吹響七個号角（when the Lamb had open the seventh seal,there was silence in heaven about the space of half an hour.And the seven angles who had the seven trumpets），而當七個封印完全打開時，則意味着末日的降臨和來自天國的審判。
與此同時，基督教還設定了“罪與罰”的因果道德倫理觀。猶太教認為自己在家園的興旺來源于上帝的恩賜，自己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為了報答上帝的恩賜，但随着曆史的發展自己欠上帝的恩賜越來越多，恩賜也變成了一種“債”，自己所作所為變成了“還債”，甚至成為了一種“罪”；而基督教更是将這種道德化的因果論推到了極緻，他們認為自己的始祖亞當和夏娃最初犯下了“原罪”，自己的後代也背負上了這一種“原罪”，人類中的一代又一代所做的就是為了“贖罪”，
在伯格曼另一部電影《處女泉》中，更是将這種“罪與罰”的道德觀在現實表現中推向了極緻。《處女泉》講述了一個很簡單的故事，虔誠的莊園主的女兒想要穿過森林，在遠處的教堂向上帝禱告，然而不幸的是在途中，她卻遭遇到了三個男子的奸殺。奸殺女兒并搶劫衣物的三名男子慌張之中意外地來到了莊園主家裡請求過夜，此時毫不知情的莊園主收留了他們。他們将莊園主女兒身上奪下的衣物交給莊園主太太，希望能換回一些金錢和食物，莊園主一家此刻終于知道了女兒被奸殺的真相，于是在淩晨選擇了複仇，并殺死了三名作案者。最後，莊園主在女兒被奸殺的案發現場苦苦哀求上帝為何要對女兒施加懲罰，并許諾要在此地修建一座教堂，此刻在女兒身下意外地出現了一汩聖潔的泉水。這便是“處女泉”的由來。
在基督教的視野裡，每個人的所遭遇的不幸和厄運，無一不是所犯的“罪”，為了贖罪就必須要向上帝禱告并進行忏悔。在《處女泉》中，單純的女兒被歹徒所殺看似是遭遇的一場厄運，然而在基督教看來這卻是女兒所犯下的“罪”，父親為了幫女兒贖罪，在向三位歹徒複仇前還要用砍下的樹枝抽打自己，向上帝禱告以尋求複仇的正當性；而當複仇成功後，父親卻意外地又犯下了殺人的“罪”，于是在女兒被奸殺之地，父親向上帝禱告并許諾為了“贖罪”，會在此地修建一座教堂。上帝有所“感動”，在女兒身下流出了一汩泉水，以應答父親的禱告。
...這種“罪與罰”的因果道德論貫穿了基督教的曆史，也深刻影響了曆史上的大衆。然而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尼采卻對基督教這種循環和虛僞的道德觀發起了最猛烈的抨擊。
尼采對基督教的批評大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信仰問題上，尼采認為基督教的道德秩序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謊言。在他看來，基督教為了保護人的安全本能，于是設定了信仰的道德倫理。但是把基督教本身的信仰當作一種單純的意識現象，而不将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恰恰是對基督教的本身的否定。
其次，尼采認為整部《聖經》就是一部“罪與罰”的曆史，聖徒保羅為了自身的怨恨強行對教義進行解讀，以至于讓《聖經》完全道德化了。尼采否定了基督教形而上學的道德觀，他認為應當超越肯定此世的價值世界，并對“罪”進行科學化的處理，即肯定人的此在世界的全部生活意義。
再次，尼采認為應當誠實地面對自身。基督教的形而上學體系本質上是服從絕對的信仰，而殉道者堅持的對真理的探索無非是對真理問題的麻木，所以他認為應當保持一種懷疑精神，無論是對上帝還是對真理本身。這一思想議程貫穿于尼采整個哲學思考的視野内，同時他認為基督教的思想本身也是柏拉圖主義的一種變體，柏拉圖主義認為此在生活世界無非是虛幻的泡影，而彼岸的世界才閃爍着真實的光輝，在這個意義上柏拉圖的形而上學主義才統治了西方兩千多年的文明。
...最後，尼采認為“上帝死了”之後，需要賦予塵世生活真正的意義。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借查拉圖斯特拉之口講出了信仰破滅之後陷入虛無主義的困境，于是他選擇來到了山上，以克服這一虛無主義。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三卷中，尼采同樣選擇了“第七封印”的故事，不過查拉圖斯特拉的第七封印卻與《聖經·啟示錄》有着根本的區别，查拉圖斯特拉克服了虛無主義，肯定了自己的生命和權力意志，将自己教育和塑造成為了一名真正的超人，他具有酒神狄奧尼索斯般的超人品質，并找到了自己抛棄已久的女人——阿裡亞得涅，并将其命名為——“永恒”。
生活，而非信仰，這是尼采面對現代世界世俗化後，應對虛無主義給出的答案，也是伯格曼在《第七封印》給出的可能性的結論。
生活：通向永恒之路
電影中，騎士布洛克盡管時刻在面臨信仰的抉擇，但他始終都對上帝保持着虔誠，而當他跨越黑死病之路，最後返回到故鄉城堡的時候，多年未見的妻子對他卻似陌生人冷漠一般；而在故事線索的另一邊，約瑟夫和米娅夫妻二人的生活雖然漂泊不定，但丈夫約瑟夫卻性情開朗活潑，他不僅擅長于取悅觀衆，更喜歡逗妻子米娅和孩子開心，甚至在電影後面情節中當他被人戲弄、毆打後，他也能把笑容展現給自己的妻子。
電影故事的這兩位主人公形成了相當明顯的反差和對比。黃昏時刻，在約瑟夫一家的家庭生活中，飽受信仰困擾的騎士布洛克才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純真，也是第一次沐浴到了生活和人性的光輝。所以他才會說，“這會是我生命中閃光的一刻”。
騎士趁着與死神博弈時，救下了約瑟夫一家，一家人終于在暴風雨之夜後，得以生還。而返鄉後的騎士一行則沒有逃過死神的魔爪，他們與死神在暴風雨下與死神手拉手共舞，走向了黑暗的國度；而約瑟夫一家在目睹騎士布洛克的人走向黑暗後，帶着馬車平靜地走向陽光照射着的遠方。
電影音樂響起，故事也終告結束。
《第七封印》所設定的時代背景是中世紀的歐洲，但電影中上帝的消失、替罪的女巫、虛無主義等等議題針對的卻又和二戰前後的世界有相似之處。就如電影中被屠殺的女巫來講，女巫并無罪惡，然而大衆卻認為她犯下了與魔鬼有染的罪惡，同時在恐懼的陰影下，殺死女巫就成為了克服恐懼，凝聚族群的最佳方式。這與二戰時期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的手法如出一轍，納粹認為猶太人是不潔的象征，于是屠殺猶太人就成為了凝聚自身“純種”雅利安民族團結，進而激化民族主義情緒，成為為戰争辯護以尋求正當化的重要方式，而猶太民族也不幸成為了“代罪羔羊”。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第七封印》的偉大之處或許在提醒我們，信仰、虛無、暴力等仍然在籠罩着今天的世界，也如加缪在《鼠疫》最後所言，真正的鼠疫卻真正地藏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它們藏在家具、衣被、手帕裡，會再次卷土重來。
《第七封印》誕生于1957年，彼此的世界剛剛走出二戰的陰霾，然而和平并未持續太久，歐洲大陸的鐵幕緩緩降下，第二次中東戰争正在上演，古巴導彈危機即将籠罩整個世界。與此同時，在享受短暫的和平之時，現代人精神世界卻又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消費奢靡主義盛行，虛無主義彌漫，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裡似乎處處可見“垮掉的一代”。
伯格曼電影中信仰的主題也是他畢生生活的經曆。幼年時期的伯格曼成長于一個瑞典牧師家庭，嚴苛的父親經常要毆打幼年時的伯格曼和他的哥哥，在遭遇一場毆打之後還要親吻“暴君”父親的手，家庭中父母之間還常因瑣事而争吵不休。成為導演後，伯格曼的個人生活并沒有變得更好，他的一生經曆了9次婚姻，僅在1957年拍攝《第七封印》時，伯格曼就已經離了兩次婚。而在他的另一部電影《野草莓》中，酷愛真理和知識的老人伊薩克教授實則生活一團槽，他用冷酷和嚴苛的态度對待兒子，他要去接受一個科學獎項時卻意外夢見自己年輕時的妻子和他的哥哥出軌，他所畢生追求的科學榮譽隻不過隻是一場幻覺。相反路上遇見的一群生龍活虎的年輕人，卻教會了他如何對待生命還有生活，垂垂老矣的老人躺在床上向三個年輕人告别，他甚至都來不及說一句“寫信給我”。伯格曼的電影就是他自己人生真實的寫照，伯格曼或許是用他生命的經曆，提醒觀影者，請别忘了生活。
在世俗時代，對抗今天精神世界的虛無，需要每個人重新找回到生活世界的意義所在。正如韋伯所言“每個文明的核心就在于它過日子的生活之道”，唯有返回文明本身，而不沉溺于各種形而上和彼岸的理論學說，才是複興文明的真正之道；也唯有如電影約瑟夫一家熱愛生活，返回生生不息的生活本身，以生活為業，才是對抗今天堅固的資本主義秩序，尋找自身生命意義所在的可能性的答案。
電影最後，當約瑟夫一家駕着馬車走向光明之路時，猶如《聖經》中人類載着諾亞方舟一般，遭遇風暴雷電，依舊生生不息，通向永恒之路。隻不過這一條永恒之路，并非是一條完全形而上美好但虛幻之路，而是一條生活之路，實在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