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頂尖非虛構作家 Jon Krakauer訪談
哪種想法會吸引你？
Jon Krakauer：我被冠以這樣的作家之名，極端的觀點、極端的場景描述、以極端的邏輯方式行事的人是我的寫作專利。這樣說也不無道理。我對狂熱分子-被絕對者的諾言或者錯覺引誘的人-很好奇，包括相信達到某個絕對目标，比如說知道某個絕對真相，就擁有了幸福、和平、秩序或最想要的任何東西的人。狂熱分子容易對道德模糊感和複雜性視而不見，我一直對通常在面臨風險以及社會面臨危險時否認存在的固有偶然性的人很着迷。
你是怎樣提出想法的？
Jon Krakauer：我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所寫的大多數雜志文章都是由編輯提出來的。作為一名每年必須炮制出大量文章，以交付房租的自由作家（我每年必須寫六十來篇文章），我發現寫編輯讓我寫的東西比試圖向編輯推銷我個人渴望去做的項目更輕松，更有效率。剛開始做自由作家的那幾年，我幾乎什麼任務都接。這些任務中更多的是不怎麼生動有趣的，但我接受被扔給我的任何東西，并有一定的收獲。我是個自學成才的作家。我從沒上過寫作課或新聞課程。我通過努力和大量的錯誤，在工作過程中學習寫作的手法。
盡管我最棒的雜志作品探讨了我很熟悉的主題，但這些作品的很多想法都是由編輯提出來的。我的兩部書——《荒野生存》和《走進空氣稀薄地帶》——起初都是編輯建議的雜志文章。
你怎樣産生自己的想法？
Jon Krakauer：我一直保持警覺。當我看了一份當地報紙，或在與一個小城鎮咖啡店裡賣油炸圈餅給我的家夥交談的時候，我都條件反射似的留心尋找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我認為住在西部是一種優勢，因為就算把範圍畫在據此一百條經緯之外，西部的作家也是更少的，但能寫的東西卻很多。西部是個大地方，是許多有故事憋在心裡的人的家。我好像時常會發現那些可能成為有趣的文章或書籍的萌芽的東西。
例如，《天堂旗幟下》原本是我對信仰和懷疑的本質性沉思，變成對原教旨主義的審查幾乎是偶然的。某年七月的一天，我驅車前往科羅拉多，在一個偏僻之地的迷你超市停下來加油。一個指示牌指示出高速公路外有個相當規模的城鎮，叫作科羅拉多城。我進去付錢的時候，收錢的女孩穿着一件19世紀的服裝，就像是從約翰·福特1的西部電影中被拎出來的。盡管那天蔭涼處的氣溫都達到了華氏104度，但她卻穿着高領、長袖的長裙。迷你超市裡還有其他幾名婦女和女孩，我注意到她們的着裝都是這樣的風格。
我決定驅車進入科羅拉多城，适當地瞧一瞧。随後，我立即被大多數家園的巨大觸動了：其中許多看起來就像公寓大樓。我進入住宅區大約30秒後，一輛警車就跟在我後面，一直尾随着我，直到我離開市區範圍。我看到路邊不遠處有國家公園管理局的車輛，于是把車停在路邊，詢問公園管理員我後面的科羅拉多城究竟在搞什麼。他說：“你不知道嗎？科羅拉多城是全國最大的摩門教基本教義派群落。他們認為，如果你想上天堂，就要實行一夫多妻制。”我在西部生活了很長時間，然而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科羅拉多城，才知道生活在一位娶了75個老婆（其中好些都是在十幾歲時嫁給他的），名叫魯倫大叔的一位高齡稅務會計出身的先知絕對掌控之下的數千名多配偶者。
好，所以你有普遍興趣（信仰、宗教），并偶然發現了特定的環境（科羅拉多城）。然後呢，你是怎樣把它發展成一個“故事”的？
Jon Krakauer：我是在小城俄勒岡州的摩門教徒中間長大的，他們的信仰之力讓我着迷。兒時，我周圍的孩子完全相信他們來世會去天國，會在那兒成為衆神，掌管自己的星球。來自不可知論者家庭的我受到他們激烈信仰的沖擊。此後，我一直想了解這種信仰的根基。無意中發現科羅拉多城，這讓我第一次隐約感覺到或許能在摩門教基本教義派的神秘文化中找到故事。
我是個講故事的人。我需要一個能夠組織想法的架構。如果我确定一個潛在的故事足夠豐富，并且決定努力争取的話，我就會瘋狂地開始尋找能夠使故事進展下去并能闡明我想要表達的觀點的材料。
你尋找的是哪一種人物角色？
Jon Krakauer：我尋找的采訪對象不僅要在我想講的故事中扮演核心角色，還要恰好能說會道、複雜、坦率。他們是不是生氣了，或者出人意料的聰明，或者有種古怪的幽默感一呃，那很重要。單單迷人的個性就能寫成一本書，這是不可否認的。對非虛構作家來說，這是寶貴的一課，是我通過閱讀特雷西·基德爾、珍妮特·馬爾科姆和約翰·麥克菲的作品學到的功課。
你是怎樣找到《天堂旗幟下》的人物角色的？
Jon Krakauer：在進行較早期的調研時，我寫信給馬克·霍夫曼（Mark Hofmann）。他從前是摩門教傳教士，後來喪失了信仰。霍夫曼因僞造了一些損害摩門教會的曆史文獻，以大價錢賣給（不想讓這些文獻落在愛管閑事的學者和新聞記者手中的）教會領袖，之後又用炸彈殺死了兩個人，徒勞地掩蓋他所出售的文獻虛假的事實而聲名狼藉。霍夫曼被抓住，被定罪，并被送進監獄。他自1985年起就被關押起來，從未接受過新聞記者的采訪。總之，我寫信給他，委婉地請求采訪他一次。兩三周後，我收到了一封回信，不是霍夫曼寫的，而是他的獄友，一個名叫丹·拉弗蒂（Dan Lafferty）的家夥寫的。他因殺死自己的侄女和嫂子進行祭祀而被判無期徒刑。拉弗蒂在給我的信中說：“馬克不會接受采訪的。但我卻很樂意跟你談談。并且我會是你所見過的最狂熱的信徒。”
不管你信不信，我差點兒謝絕了拉弗蒂的邀請。我想跟霍夫曼談談，他的拒絕帶給我的失望使我對擺在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但我決定走個過場，采訪一下拉弗蒂，跟他在高度設防的監獄談一個下午。走出監獄的門，走進猶他州燦爛的陽光裡，我感到天旋地轉。我因拉弗蒂向我講述的事而驚駭不已。但就在那時那地，我知道我在書的核心故事和最重要的人物角色的抉擇上碰到了困難。
其他人贊成這是個好故事嗎？
Jon Krakauer：一開始不贊成。我知道這很難讓人接受，因為宗教是個讓許多人感到極端無聊，主題，也因為作者放棄自己家鄉的地盤去寫某些新鮮事物的時候，出版商就會緊張。我根本不覺得新書的主題有多偏，因為這些是我的作品中一直在探讨的主題，即使是在表象之下探讨。蘭登書屋的反應特别冷淡，這傷了我的自尊。他們說：“怎麼沒有山呢？”所幸雙日（Doubleday）的一位敏銳的編輯立刻就明白了本書的要義。所以，我最後跟他們簽訂了合同。
在決定是否要寫一個故事時，你會有什麼樣的思維過程？
Jon Krakauer：寫一部書是這麼難，這麼痛苦-需要投入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以至于除非這個主題抓住了我的要害，不肯善罷甘休，我是不會去做長得可以寫成書的項目的。
例如，在1992年為《戶外》雜志寫了有關克裡斯·麥坎德利斯的故事之後，我發現這孩子在我心裡揮之不去了。我沉迷于他的故事，想了解更多他在最後的日子裡的事。大家都跟我說，一個誤入歧途的孩子死在阿拉斯加荒野的冒險故事寫不成一本書，說我是在浪費時間。我沒有獲得大額的預付金，隻拿到幾萬美金。然後，在我遞交了一份六萬五千字的原稿之後一年，我的編輯被解雇了。蘭登書屋另一個版權标記的一位有名的編輯-被人們像神仙般敬仰、我也極其欽佩的一位編輯-寄了一封信給我的代理人，解釋說原稿錯誤百出，甚至不宜出版。那對我是個巨大的打擊。所幸維拉德的另一位編輯說服她的老闆賭一把。這是一個殘酷的、變幻無常的工作。要以長篇新聞為生，你必須至少有點天分。或許更重要的是要頑強，要堅決。最重要的是，要有運氣。
你一直都是這樣堅決頑強的嗎？
Jon Krakauer：不是的。我放棄過一個故事，都做了大量的報道和研究了，是幾年前，四州交界處地區三名反政府叛變者光天化日之下在科羅拉多科爾特斯的鬧市用自動武器射殺了一名警察的故事。警察把這幾個歹徒追進了荒原，其中兩人被發現已經死在那裡了。第三名逃犯始終沒有抓到，或許還在那兒。我喜歡在荒原裡消磨時間，為這個故事進行調研的那段時間是很快樂的。我開始探索科羅拉多高原偏遠地區一些美麗的槽峽谷，但對于這個故事的主角，那名可能還活着的逃犯，我發現他不是合我心意的選擇了。他是個讨厭的家夥。這個家夥還沒可愛到讓我投入幾年的人生去寫的地步。
可愛程度是你決定是否寫一個人的準則嗎？
Jon Krakauer：不完全是由可愛程度決定的。丹·拉弗蒂肯定不是很可愛，但他卻是《天堂旗幟下》的中心人物。我發現他是個複雜有趣的人。我放棄的逃犯故事中的主要角色缺乏道德的複雜性和讓我保持興趣的深度。他隻是個悲哀的、充滿仇恨的年輕人。盡管拉弗蒂怎麼說都很可惡，但我發現他有吸引人甚至令我同情的一面。他為我們講述了有關我們自己的一些煩心事。
你做的是什麼樣的調研？
Jon Krakauer：本來，我幹勁兒十足。在寫《天堂旗幟下》這本書的時候，開始寫之前我做了三年多的調研。曾經有那麼兩三次，我雇傭私家偵探幫我尋找躲避的逃犯（每次都是無果而終），但我從未雇傭過研究員來幫我調研一部書或雜志文章的背景。我喜歡做調研，遠遠超過對寫作的喜歡。我總是先從整理圖書卡目錄、書店、優秀的書商、互聯網和報紙檔案開始。方位感-對所述風景的熟悉程度-對我來說始終很重要，所以我買了許多地圖。
《天堂旗幟下》調研期間，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楊百翰大學、鹽湖城公共圖書館和猶他州曆史協會梳理卡片目錄。摩門教徒是如此熱衷于記錄自己的過去，以緻任何與摩門教的曆史有關的的案都塞滿了龐雜的資料。
我特别留意那些能幫助我把不相幹的故事串聯起來的名字或事件。例如，在（天堂旗幟下》的早期調研中，我了解到丹·拉弗蒂和他的兄弟羅恩加入了一個叫先知派的圖體，在那裡學習如何接受神啟，包括神命令他們割開嫂子和女嬰的喉嚨的啟示。所以，我研讀了該教派的聖書，找出所有成員的名字，然後尋找它與書中其他一些故事的聯系。因着對先知派的研究，我能夠在拉弗蒂兄弟、科羅拉多城、伊麗莎白·斯馬特（Elizabeth Smart）、楊百翰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一夫多妻社區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
有沒有任何讓你回頭去找的特定資源？
Jon Krakauer：審判筆錄是一座信息的金礦。通常，你必須直接向法院書記官購買這種筆錄，那是出奇的貴（為了寫《天堂旗幟下》，我花了幾千美金買了審判筆錄），但卻物有所值。你會了解到你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了解不到的事。你本來沒指望能找到的人被傳喚作證。而且，筆錄中通常有這些人的住址以及其他生活細節。筆錄也是故事的巨大源泉。這種故事與我所構建的不怎麼相似，但律師們都試圖講述一個連貫的故事來推進他們的目标，這些相互矛盾的故事常常具有啟發性。
你在哪兒或者跟誰學的做報道？
Jon Krakauer：20世紀80年代初，當發現自己破産并失業了的時候，我就成了一名新聞記者。我那時是個木匠，但建築行業特别不景氣。我剛剛結婚，妻子也沒有可以領薪水的工作。我非常絕望，以至于反複考慮申請進入法學院，我甚至為了參加法學院入學考試（LSAT）而學習。我的朋友和攀岩同伴大衛·羅伯茨（David Roberts）把我從那樣的命運中拯救了出來。他剛剛離開學術界，首先成為《地平線》（Horizon）雜志的一名編輯，再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說新聞報道“比敲釘子要有意思得多”。他跟我說：“雜志會給錢讓你去有趣的地方旅行，和有趣的人交談。開始做就是了。慢慢就會了。”
我買了一本書，學習怎樣用所有的手指打字。然後，我又買了一本書，學習怎樣成為一名雜志作家。這本書基本上都是胡扯，但的确教了我怎樣有效地寫單頁的自薦信，這可是一門非常寶貴的學問。你得有時髦的文筆，用新潮的語言，把你的想法的有趣之處通過最精悍的篇幅傳達出來。這本入門書建議規定一個數量，每周大約投遞十封自薦信，我就照着做了。我在雜志圈一個人也不認識，但我想地位、級别較低的編輯更有可能查閱自己的郵件，而不是居于高位的大人物，所以我把自薦信寄給了他們。我投給《戶外》雜志的第一封自薦信給我帶來了一項碰運氣的任務，投給《滾石》的第一封自薦信也是。為打入《史密森尼》（Smithsonian），我試了好幾次，最終也開始在那裡接到任務了。
你是怎樣從關于登山的寫作轉到别的主題的？
Jon Krakauer：我意識到，我不能專門寫探險類作品，因為能給我足以謀生的工作量的戶外雜志太少了。在我短暫的生命裡，我幹過很多不同的工作，所以我試着把我在其他領域學到的東西充分地利用到寫作任務中去。我向《史密森尼》投了一篇關于阿拉斯加錫特卡商業鲱魚捕撈業的新聞稿，那裡整季的捕撈可持續六個小時，能使船長及其船員暴富。我之所以了解，是因為我在一艘58英尺長的阿拉斯加拉網漁船上工作過。我用我所學的建房知識為《建築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寫有關建築學的文章，為《花花公子》（Playboy）的每月專欄寫了兩三年有關健康和健身的文章。
你的記者立場是怎樣的？
Jon Krakauer：我力圖做到公平、客觀，但如果我足夠關注一個要寫的主題，那很可能是有目的的。我幾乎一直試圖提出論據，盡管我通常喜歡間接地提出來，而不是拼命向讀者灌輸。我想要觸動讀者，将他們置于緊張不安的事實之中。但我從不抨擊誰，不論主題是什麼，我都盡可能帶着同情與共鳴去寫。
例如，寫《天堂旗幟下》的時候，我糾結于如何在提出“毫不動搖的信仰面臨危險”這個看法的同時，表達我對有着根深蒂固宗教信仰的人的敬意。盡管我是個不可知論者，但我被宗教情懷的表現深深打動了。當我聽到人們熱心地講解禱告如何改變了他們的生命，或者，比如說聽着愛美蘿·哈裡斯（Emmylou Harris）用天使般的嗓音頌贊耶稣，我有時會感動得熱淚盈眶。我理解人們渴望認識神。我自己也有相同的渴望，我感覺它深入骨髓。但那不會阻止我報道人們常常在虔誠的外衣下所做的惡行。我很贊賞摩門教徒的很多東西，在《天堂旗幟下》這部書中，我試圖表達這種贊賞，同時尖銳地質疑管理摩門教會之人的某些行為。
你怎樣設定自己報道的進度？
Jon Krakauer：我常常工作到瀕臨崩潰。我所寫的人常常會邀請我待在他們家裡，這從報道的角度來講是難能可貴的，但也會很危險。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可以逃避的處所，我可能會過早地崩潰。我一般更願意一天與他們一起待上六至八小時，然後撤退到我的住處或旅館房間。
作家小傳 ｜ Jon Krakauer
喬恩·克拉考爾的自尊心被他的編輯對他最新的書《天堂旗幟下》的一份初期草稿的冷淡反應傷害了。克拉考爾最暢銷的兩部探險故事作品《荒野生存》和《走進空氣稀薄地帶》相繼出版之後，這位編輯對接下來的這部作品-有關摩門教和1984年的一場活人祭，長篇大論地描述該宗教曆史的粗鄙故事-感到很困惑。“新故事裡怎麼沒寫山呢？”他問道。
但那位編輯沒有體會到，在《天堂旗幟下》這本書裡，克拉考爾沒有背離，而是延續了他的一貫的主題：那種看破紅塵的極端信教者與信仰、理性間的微妙關系，無論他們是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登山運動員還是宗教狂熱分子。克拉考爾沒有重寫這部書，而是換了出版社，然後《天堂旗幟下》成了他的第三部暢銷書。
克拉考爾扭轉了美國探險故事的傳統。他對采訪對象的認同、大量的個人投入都使他的自然／探險類著作與衆不同。
喬恩·克拉考爾1954年出生于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市（Brookline）。在他兩歲時，全家搬遷到俄勒岡州科瓦利斯市（Corvallis）。八歲時，父親帶他攀登俄勒岡州一萬英尺高的三姐妹山南峰（未能成功），這激發了克拉考爾一生對登山運動的癡迷。
克拉考爾的志向與他父親對他的心願不同。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希望兒子也拿到他的文憑（威廉姆斯學院和哈佛醫學院）。克拉考爾上初中時，父親送他去波士頓參加一個為期兩周的新英格蘭學院的精英面試。克拉考爾在等待他的阿默斯特學院面試時，聽取了另一位應試者的一些建議：“老兄，你應當考慮一下路邊那所嬉皮士學校。”
罕布什爾學院是一所實驗學校，辦學才兩年。克拉考爾在那兒看到的第一名學員是一個穿着透明襯衣的女孩。這所學校不分年級，有屍外活動和裸泳池。他沒有征求父親的意見，申請了提早決定，并被錄取了。“當時，罕布什爾比哈佛還難進，我以為父親會很自豪的。”他說。這件事後，父子倆兩年都沒有講過話。
克拉考爾學的是環境科學，為了完成畢業論文，獲得學位，他緻力于在一座号稱“鼠牙”的阿拉斯加山脈上開辟一條險峻的新路。大學畢業後，克拉考爾斷斷續續地做過木匠和商業漁民，以支持自己爬山的愛好。1974年，有人邀他在美國高山俱樂部的雜志上寫自己攀登阿拉斯加三座未曾探索過的山峰的經曆，這是他的第一個寫作任務。這篇文章最終招來了更多任務，特别是《戶外》（Outside）雜志給的任務。1983年，克拉考爾辭去了建築隊工頭的工作，開始專心寫作。
1992年，一群駝鹿獵人在阿拉斯加的荒野地帶發現了一個年輕人腐爛的屍體。《戶外》讓克拉考爾寫一個關于這個年輕人克裡斯·麥坎德利斯——來自華盛頓特區的一位活潑的理想主義者-的故事。結果，這篇文章引來的郵件是該雜志前所未有的。許多讀者認為麥坎德利斯是個魯莽的傻瓜，也有人對他的精神追求表示同情。
克拉考爾覺得麥坎德利斯很像自己。“這孩子的餓死，還有他和我的生活事件之間那種模糊的、使人擔憂的相似之處時常萦繞在我的心頭。”他說。克拉考爾年輕的時候，有過一次特别危險的單獨攀登“魔鬼的拇指”--座偏僻的阿拉斯加山峰-的經曆，以及被許多評論家認為是自取滅亡的壯舉。而這些，或許正是被把麥坎德利斯推向危險邊緣的那股莫名其妙的力量驅使着。克拉考爾寫道：“來到阿拉斯加，麥坎德利斯渴望踏入一個未知的國家，找到地圖上的漏耕地。然而，1992年，地圖上已經沒有漏耕地了-不是阿拉斯加沒有，哪兒都沒有。但克裡斯的邏輯很特殊，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他想出了一個優雅的解決方案：他幹脆不要地圖了。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别無他處，這片未知領域仍會保持神秘。”
《戶外》的文章發表一年以來，克拉考爾仍對麥坎德利斯無法忘懷。他得到一部書的少量預付金，用兩年的時間追溯麥坎德利斯當年的路線。《荒野生存》是克拉考爾的第一部暢銷書。托馬斯·麥克納米（Thomas McNamee）在《紐約時報書評》上寫道：“通過麥坎德利斯的童年、他逐漸成年過程中頻繁的社交和冷漠的退學，通過對那把他帶到阿拉斯加的兩年心神不甯的徘徊的細緻入微的描寫，克拉考爾先生精心構建的故事把我們從獵人發現的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時刻帶了回來。我們對他了解得越多，就越覺得麥坎德利斯神秘，越覺得故事新奇。”
1996年5月10日，克拉考爾随着一支23人組成的探險隊登上了高達29028英尺的珠穆朗瑪峰頂。一天下午，峰頂下起了暴風雪，使幾支探險隊的向導所犯的錯誤進一步加劇。最終8人喪生，其中包括喜馬拉雅山脈最著名的兩位向導斯科特·費舍爾（Scott Fischer）和羅布·霍爾（Rob Hall）。
從這次登山事件逃生後，克拉考爾起初并不想寫一部關于此次經曆的。雜志文章發表之後（該文章獲得了1996年度美國國家雜志報道獎），他發現自己了幾個想要更正的重大錯誤。“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經曆使我的生命徹底被震想了。全面詳細地記錄事件，不受有限的欄寸約束，對我來說變得至關重要。”他在引言中寫道。悲劇發生之後，他進行了無數次采訪，對有關這次登山的許多矛盾的叙述進行權衡，并梳理大本營無線電記錄簿，以尋求真相。《走進空氣稀薄地帶》高居暢銷書排行榜長達兩年之久，同時入圍普利策獎和全美書評人協會獎。
少數幾個那天攀登了珠穆朗瑪峰的人-包括克拉考爾自己-都沒有受到批評。“不争的事實是，我心裡有數，但最終還是去了珠峰。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我期待着死亡的發生。這種想法使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感到良心不安。”他寫道。“圍繞珠峰的争議改變了他。”《國家地理探險雜志》（National GeographicAdventure Magazine）的編輯約翰·拉斯馬斯（Jhon Rasmus）說，“喬恩覺得關于珠峰的這部書某種程度上是在正确的地點、正确的時間出現的結果，而他從最終成為悲劇的故事中獲益了。”這是他對引起最大争議的向導的批評。克拉考爾指責阿納托利·布克瑞夫（Anatoli Boukreev）在他的所有客戶下山之前就離開了峰頂，并指責他沒有補充氧氣。在這部書較晚版本的附言中，克拉考爾稱，但願自己在珠峰事件後與布克瑞夫的争論中能“不那麼尖銳”。在布克瑞夫自己寫的關于珠峰災難的書問世之後不久，他就去世了。1998年，克拉考爾創立了珠峰96年紀念基金，資金來自他自己的版稅。
《荒野生存》和《走進空氣稀薄地帶》的成功給克拉考爾帶來了财富，讓他能夠自由地停止為雜志寫作，仔細地選擇下一部書。第三部書，他想進一步探索貫穿于他作品中的主題。克拉考爾很多兒時的朋友都是摩門教徒，他一直驚歎于其信仰之激烈：“我的摩門教朋友的信仰是如此笃定、徹底。我卻來自一個不可知論者的家庭。”
當他無意間發現了科羅拉多城-橫跨猶他州和亞利桑那州-邊界的一個大型摩門教基本教義派群落時，他隐約感覺到，這或許給他的冥思提供了一個環境。當克拉考爾獲準采訪丹·拉弗蒂（Dan Lafferty），一個在活人祭祀上殺死了自己的嫂子和侄女的摩門教基本教義教徒時，他知道自己找到了講故事的話題。
《天堂旗幟下》完全脫離了克拉考爾先前作品的文風。盡管這部作品是由深刻的問題激發的，但直等到自注他才現身，并且表述了自己的神學信條：“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神，盡管我承認在非常恐懼或絕望或因看到出乎意料的美景而感到驚訝時，會不知不覺地祈禱。”
人們對這部書毀譽參半。許多評論家指責他忽略了摩門教的正面特征。“有些事一定能說明主流摩門教盛行的原因，我懷疑這隻是殘留的獨裁主義的黑暗能量。”羅伯特·賴特在《紐約時報書評》上寫道。《當今時代》的馬克·恩格勒推測克拉考爾不懂神學：“他将宗教和科學的複興作為相互排斥的選項，重新引發了一場冗長的陳腐争論，幾乎沒有對深刻理解道德标準及其意義的問題産生多少作用。假如克拉考爾沒有忽略現代神學的浩瀚，因其在理性和信仰之間提供了更微妙的和解，那麼克拉考爾自身對宗教的尋求會更令人信服。”在《華盛頓郵報》上，安·魯爾則稱之為“必須細細品讀的一部傑作”。
摩門教會更是惱火，在該書出版前兩周發布了一篇五頁紙的、單倍行距的辯駁文章，稱這部書是“對現代教會真實性的全面進攻”。該教會譴責克拉考爾利用一個原教旨主義教派的暴力行為來诽謗整個宗教：“他的基本理論好像是說有宗教信仰的人沒理性，因為沒理性的人才會做奇怪的事。”
克拉考爾為他的報道争辯，并譴責摩門教會粉飾曆史。“他們迫切需要攻擊像我這樣，呈現了對摩門教曆史所做的公正的、經過用心研究的，卻正巧與官方以及大力修正過的教會版本相違背的描述的作家。我感到特别失望。”他堅稱自己寫這部書的目的是高尚的。“我想寫寫他們怎樣處理自己的曆史，我沒想到他們會那樣惱怒。”
本文節選自《新新聞主義》
羅伯特·博因頓 著
劉蒙之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