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對“《鬼書》一片是反精神分析或反克萊因”的這種觀點進行反駁。大體來說，精神分析理論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應用在文藝作品的解析中。《鬼書》中的路徑相對克萊因中的“偏執-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的路徑有所不同，但這是從不同方向對于精神分析的一種演練。

對于巴巴杜，我的想法是巴巴杜對于Emilia和Samuel有着不同的形象與形成方式。首先，基于這是一個超現實的、不符合科學規律的、主觀的形象讨論，影片前半段的巴巴杜以Samuel的視角，後半段以Emilia加以描繪。對于兒子，他在出生時就失去了父親。對于他來說，這既是一種匮乏與欠缺，也簡要地完成了俄狄浦斯式的“弑父”。但如此之弑父并沒有主動性，在幼兒時期的想象中，反而他的出生會與父親之死建立直接關聯。這種“願望成真”并沒帶給他快樂，反而帶給他毀滅性的恐懼。因為沒有一個活着的父親來對他進行“象征性閹割”，他必須獨自面對母愛中那種吞噬性的、陰暗的一面。巴巴杜對于Samuel來說，是他潛意識中父親形象的部分。完整的父親應該是兼具規訓與愛的，但現實中他并不存在，迎來的歸的便是暴虐的、原始的象征父權之父。

對于母親，她失去的是丈夫。巴巴杜的形象更難解釋也更加複雜。在片中我們能見到母親抵抗巴巴杜，也能見到母親類似巴巴杜附身之殘暴。巴巴杜更類似于她對于自身壞客體的分裂，或是一種谵妄。但友好的和解并非每個人都能做到，片中的巴巴杜僅是被關在了樓梯下的地下室中，或許在來年的同一時段巴巴杜又會複現，但總有某些創傷之于人生揮之不去，達成共生也不失為一種對自身精神世界的部分整合。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巴巴杜，正如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