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檔案局、為富人篡改的證詞、報紙上的标題和錄音帶，電影中的所有元素都反複指向同一個主題：記憶。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警察面對報紙上失蹤的農學生說“沒有屍體就不是什麼問題”，如果說過去幾十年裡有一個形象深刻标記着拉丁美洲的藝術創作，那就是失蹤者的形象，是拉丁美洲對恐怖曆史譜系的獨特貢獻。就像皮諾切特政權制造的無數失蹤者，通過刻意隐瞞受害者的命運與屍體下落，在親屬和社會之間制造無盡焦慮，因此暴力的影響不僅限于受害者本身，也延伸至幸存者與整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受害者始終是不完整的，而這種“不完整”推動着持續的再現運動：他們通過書籍、照片、電影等媒介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顯現，比如片中兩位追查錄音的曆史系學生。受害者與“證言”之間始終存在距離。無法成為證人的不可能性本身構成了受害者的特性，他們必須與他者結合、由他者代言，才能獲得某種曆史性的存在。

當然記憶也不可避免地生産必然被風格化和簡化的再現，因為它不僅與遺忘抗衡，也在争奪一種統一解釋的意義，以此在公共舞台上扮演着某種角色。或許正因如此，《密探》選擇了懸疑化的叙事，最終沒有人知道馬塞洛究竟如何死去。在一個凡事缺乏解釋、人人都可能消失的年代，電影既不打算徹底解決痛苦曆史帶來的問題，也不提供詳盡的答案。這種開放性無法被局限于單純的記憶，也無法壓縮為所謂的共識公式。它隻能作為一道持續敞開的裂縫存在，迫使幸存後的社會不斷回望，而這部電影好像也确實在現實層面推動了巴西的公共記憶工作。

最後記錄一下瓦格納·莫拉在金球獎說過的話：“《密探》講的是記憶，和記憶的缺失，以及代際創傷。我想：如果創傷會一代一代人流傳下來，那麼價值也可以。我把這個獎獻給在艱難的時刻堅守了自身價值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