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上海電影節,上海商場劇院
歐美都有大量反映二戰後青年人精神世界的電影,無論是《戲夢巴黎》裡的左翼青年還是《阿甘正傳》裡的嬉皮士們,都描繪着父母輩(戰争/舊秩序)經驗的徹底失效與社會劇變下青年身份認同的劇烈震蕩。同源不同流,歐區更有革命傳統還靠近蘇聯,美國的立國根基就更強調個人的絕對自由,反映在青年身上的表現也就大相徑庭。
那戰後秩序下,儒家文化圈受到的沖擊是什麼?中國的年輕人們在狂熱裡建設祖國和繼續搞階級鬥争,宏觀層面由毛思想串着,其邏輯在戰時動員與戰後重建間大體延續;現代韓國此時才剛有雛形,相應的探讨或少或晚;日本則成了最好的樣本,而《情迷意亂》則就是在探索日本民族戰後精神世界。
愛情似乎能成為任何題材的切入點。禮子象征着傳統家庭倫理/價值觀,她是勤勞忠貞忘我犧牲(或者說自我束縛)的上一代,幸司身上帶有某種對舊秩序的叛逆和理想主義色彩(如對浪費的厭惡),由強烈的情感和個人欲望驅動的下一代。聚攏兩人的小作坊受到下一代的商品經濟(超市)沖擊,下一代的幸司主導着将小作坊改為超市;上一代的禮子再一次完全犧牲個人利益,選擇無條件退出這個自己一手建起的小作坊,上上代的媽媽毫無主見,經驗完全失效,已經擁抱新一代的、放棄孝道和傳統道德的姐姐們在利益驅使下謀劃着趕走禮子。集體主義下的無我、資本主義下的異化、以及(萌芽中的)個體解放訴求,被聚攏在這樣一個酒坊的小空間裡,正如曆史的巧合下,被聚攏在二戰的十幾年後。

以不倫戀的形式,禮子重新找到了個人情愛,但仍然掙脫不了傳統的束縛,備受折磨,而幸司在愛而不得裡最終走向自毀。如果說要在日本語境下尋找對标歐美左翼和嬉皮士的元素,那麼這種強烈的“自毀”傾向或許便是其獨特的表現形式。一戰前後的殉情風潮(太宰治),二戰時期的切腹自盡和自殺式襲擊,戰後的電影裡也總是有以死亡作為事情的終結,像《花火》的結尾,北野武槍殺妻子後自盡。日本文藝作品帶有強烈的内向性、終結性與美學化傾向。前陣子聽朋友說,青年時期強烈的愛戀在弗洛伊德的理論裡是強烈的自我犧牲情緒,放在幸司身上也說得過去,禮子在前面頂着,他的社會化程度緩慢。
我們能說禮子是一個空心的人嗎?和現代用商品符号堆疊起來的空心人當然是不同的,被幸司打亂之前,禮子的精神世界建在傳統道德秩序上,自洽但無意識。傳統道德在後現代的批判視野中往往飽受诟病,因其與三從四德等糟粕被緊密關聯甚至等同,隻是其中當然有美德的部分,這使得禮子的形象更容易被觀衆親近。都是無意識,這樣的傳統道德構建的出來的人,是否比用商品符号堆疊起來的人更實心?幸司不顧一切追求的自我(實為欲望) 就一定不空心嗎?當嘗試弄清怎麼算空心時,真的很複雜,到最後實心成了普通人高不可攀的狀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