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危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也是我覺得最值得探讨的，是它在電影裡嵌套電影的結構，也就是電影裡出現了對電影拍攝等與電影本身有關元素的指涉。

首先，不可否認的是，導演确實通過這種層疊結構，以及在戲裡戲外兩個世界的對應和對比精妙地表達了他關于殖民議題的思考——譬如數百年來的變與不變。丹尼爾戲裡土著領袖的角色，與戲外真實的身份--群衆示威領袖相對應；塞巴斯蒂安想拍的重要人物是那位最先醒悟的傳教士，而戲外他和柯斯達成為了這種與當地人民站在一邊的少數歐洲人。導演通過“拍電影”的情節巧妙地将跨越幾百年的兩個“現實”放置在一處空間内，在兩者不斷的穿插交織以及隐含的對照與對比中将他對殖民議題的思考呈現給觀衆。印象最深的是1小時13分處極速的兩層轉折：影中影拍的如此之真，幾乎以為丹尼爾真的被燒死了；但畫面一轉是拍攝完成，衆人慶祝、誇贊、遞水，其實大家現在和睦一片了；再一轉馬上卻是警車到來，激烈沖突又爆發...丹尼爾在電影裡和現實中的角色統一了；當地土著和白人/侵略者/政府之間的沖突其實從未停止或化解。而結尾丹尼爾說的“和從前一樣，在夾縫裡生存。這是我們最擅長的”，以及部分演員們的玩笑和傲慢，其實都在展示一些“不變”的事物。但是很顯然，也有些東西“變化”了。當地人這次的示威成功了（雖然隻是暫時）；覺醒的歐洲人，這次有2個了，且柯斯達的轉變還暗示着會有更多的轉變會或正在發生；柯斯達真正地幫到丹尼爾（救女兒的命），且倆人冰釋前嫌成為朋友...而結尾，與前文呼應，柯斯達這次記住了“水”在當地語言的說法，也引來了司機的刮目相看。

但是，這種嵌套結構帶來的遠遠不止形式上的突破，也不隻服務于導演想表達的主題的凸顯。實際上，其類似于元電影的設計本身就會牽涉出更多的主題——即使并非導演本意或重點。而額外顯影的主題，在這部影片裡便是電影——更确切地說是紀念/反思殖民者的電影——的意義，以及對西方資産階級文藝者的審視。而在我看來，導演對這兩個議題的處理其實是模糊的，或者說，他對于“元電影”的特殊屬性，并沒有充分自覺。為什麼說并不充分？因為元電影的關鍵點之一在于對電影（包括電影的意義、拍攝技術、拍攝者、乃至整個文藝工業）的自反。而在這部電影中，導演給我的感覺是雖有反思，但是“反”的層面好像隻停留在“西方現代人”“殖民者”這些很宏大的角色，而并沒有“反”到電影以及拍攝者/資産階級文藝創作者的身上——沒有“反”到自身在現實中所處的位置上。

我們不妨從主角之一——塞巴斯蒂安的人物形象入手。我認為這個角色其實算影片内最立體豐滿的形象，而我對他的感受也是随情節發展不斷變化的。一出場，無論是要“面試所有人”，還是反駁柯斯達傲慢的話語，一個善良、純真、堅持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西方知識分子形象已經樹立起來；可是當沖突爆發，在覺醒後的柯斯達的對比之下，他的缺點也随之暴露——他的善良是軟弱的善良，再加上缺乏經驗，隻會演變成決斷時的遲疑和實際行動時的無力。例如當丹尼爾被捕，塞巴斯隻會咒罵、煩悶，而想出實際辦法、立刻行動并且與警察局長斡旋後帶回丹尼爾的人是柯斯達。但如果這裡隻是看到一個文青“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通病，真正讓我對他改觀的情節其實在後面。在離開刻不容緩時，柯斯達被婦女求助去救女孩，兩人争執之中塞巴斯蒂安說了這樣一句話：“這場風波會很快過去并被人遺忘，但我們的電影會永遠保留下來。”我現在還能回想起當時聽到這句話的錯愕——原來在這位人道主義者眼裡，鮮活的生命還沒有一部頌詩電影重要？因為前者轉瞬即逝而後者能永恒？人在不經思索中說出的是潛意識所想，這句看似慌亂之中的挽留實際正是他的心聲——塞巴斯蒂安的本質，我認為，其實是一個“愛生活的意義超過生活”的人。也就是說，與其說讓他内心震顫的是當地人的苦難，或是拯救當地人的舉動，其實真正讓他感動不已的是那種“覺醒并為當地弱者向強權抗争”的想法，是“愛他們和愛我們一樣”的話語。在柯斯達去勸解頹廢的他那一段，柯斯達對他說“我知道你為何對這部電影如此執着，就是因為你被那些話攫住了”——這一段第一次看沒什麼，此刻再回看，或許正是對塞巴斯蒂安本質的說明。理解了這層邏輯，塞巴斯的很多行為都說得通了。在結尾他拼盡全力阻攔柯斯達無果，自己在被攔下時卻又固執地不走，兩個看似矛盾的行為，仔細想想他堅持的到底是怎樣的理念，好像也并不奇怪。

其實我在看完電影後也一直在思考，導演對塞巴斯蒂安這個角色到底有沒有諷刺？會不會這一人物的矛盾性體現的正是導演對這種西方資産階級文青的複雜态度和他的批判性思維？但在仔細思索了衆多細節之後，我的答案是沒有——或者說，導演對這一人物的評判基調是贊許的。不妨回顧文章開頭提到的雙重反轉的劇情。土著和“殖民者”在哪裡實現的“和解”？在電影的拍攝現場。而誰是當代的率先覺醒的“教士”？是塞巴斯蒂安這種資産階級文青。而本文的核心人物——觀念和行為在一部電影時間内完成了重大改變的柯斯達，也很大程度上是受他影響。頗具設計感的結尾也讓導演的贊許之意不言而喻。當沖突逐漸累積，塞巴斯蒂安想要放棄時，柯斯達讓他堅持的是拍完電影，不是幫助當地人；而結尾丹尼爾和柯斯達道别時問後者準備做什麼，後者說的是幫塞巴斯把電影拍完，不論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法。“抵禦萬難拍攝電影”變成了“反抗權威孤身堅守”的人道主義的象征，但拍攝這種電影本身的意義其實是有待探讨的——究竟是緬懷曆史、緬懷人道主義英雄進而感化其他人，還是更多隻是西方資産階級文藝工作者為了某幾句話、某些理想的熱淚盈眶的自我感動？這也是我認為如果要以“元電影”的角度去審視這部電影，導演處理的比較模糊，或者說有所缺失的地方。

當然，電影也有一些其他缺點：逃不開的“批判奴役行徑卻以奴隸主的覺醒為結局”的西方叙事邏輯；丹尼爾的人物形象其實較為扁平，就是一個典型的西方人看見的“當地土著中的抗争者”形象；柯斯達轉變的速度之快...

不過或許我對塞巴斯蒂安的反感也和我的立場有關：由于自己曾落入相同的“陷阱”，我對文青這種對話語和意義的過分執着十分敏感并反感。所以說，這些迷思也隻是站在我的視角，作為攜帶一種特定價值觀的觀衆對這部電影的反應和選擇性聚焦。而導演對拍攝這種電影的意義所在的探讨的缺失或模糊（先定其有意義甚至崇高），是否也因為他正在做類似的事？仔細想想，我之前在談論視角時容易歸于“西方”“殖民者”“第三世界”這種宏大的身份和标簽，其實并不準确——真正值得指摘的并不是視角本身，而是視角帶來的諸如價值排序，諸如合理性這些先定的、隐藏的、微妙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