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自香港電影資料館館刊《通訊》2014年第11月號，總第70期，作者黃愛玲 )
《蓬門碧玉》(1942) 是部戰時香港電影，不落俗套，可談之處甚多，這裡先從原著《黑麗拉》說起。
《黑》這部短篇小說收於1941年7月出版的同名小說集內，作者侶倫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 (1)，他跟影片裡張活遊飾演的男主角一樣，從事文學創作，也寫電影劇本，以之維生，《蓬門碧玉》就由他改編自己的作品而成。侶倫當年大概頗負文名，《黑麗拉》出版後，《華僑日報》刊登了一篇長文評論，連載了三天 (2) 。這部小說洋溢著濃厚的異國情調 — 男主角「我」獨住尖沙咀的公寓，愛逛洋書店，坐咖啡館吃果占蛋糕卷，讀《道生詩集》；女主角是咖啡館的侍應，取了洋名黑麗拉 ( Clara )，在她的生活環境裡，有菲律賓樂師，有俄國老闆娘，三十年代香港的殖民地味道躍然紙上，讓人聯想到同期的上海租界，也是華洋雜處。張愛玲其實也寫過這塊英屬殖民地的故事，那麼，除了張愛玲，除了侶倫，還有誰寫過呢?
男女主角第一次約會時，看的是荷裡活電影《茶花女》( Camille )，大概是1936年公映、嘉寶主演的一部吧，其實無論在小說或電影裡，男女主角的愛情悲劇都帶有法國文豪小仲馬名著的味道。不過，從小說到電影，侶倫作出了不少調整。片名捨洋化的《黑麗拉》，改為中國情趣濃郁的《蓬門碧玉》，大抵是為了照顧普羅大眾的口味，女主角也改了個地道的名字，叫阿麗，讓人感覺親切如街坊鄰裡，不若黑麗拉，喊起來總覺得有點瞥扭。原著裡黑麗拉初到男主角家裡探訪，帶了一束玫瑰花去；電影裡，阿麗也送花，帶去的卻是本地人家居愛插的姜花。小說裡，嘉年奴是玩色士風的菲律賓樂師，伴隨他的一幫朋友也是；片中的嘉年奴卻是咖啡館的股東之子，外貌變得一點不像「老外」。一如原著，片中的咖啡館或舞廳裡亦有小型樂隊，類似美國的 big band ( 大樂團，即演奏爵士樂的樂團 )，不過，伴著客人們翩翩起舞的，卻是廣東情調的「蓬恰恰」(3) 。翻閱小說，讀者從未真正跟女主角的家人打過照面，他們的故事，都是從黑麗拉的談話中摭拾得來；觀賞電影，我們卻能隨著鏡頭登堂入室，鑽進香港那典型的狹小居住空間和中國社會特有的緊密人倫網絡。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調整了女主角的「貞節」觀念 — 原著裡的黑麗拉，為了沉重的家庭負擔而要出賣身體，但她卻能坦然面對，而電影中的阿麗則顯得避諱，劇情也幾番安排她巧妙逃脫嘉年奴的「魔掌」。接受新文化洗禮的年輕都市讀者和掏腰包購票進場的粵語片觀眾畢竟是不盡相同的群體。
然而，就在這麼些「本地化」的包裝之下，《蓬門碧玉》卻處處透著跳脫的波希米亞味道，在粵語片裡這可說是異數，何思穎曾指出，影片讓人聯想起普契尼的著名歌劇《波希米亞人》 (4) 。張活遊飾演的作家男主角，不是一般粵語片裡氣若柔絲的文弱書生 — 片中的他，額前斜斜地掛著一綹不羈的頭髮，頸上纏著時髦的波波絲巾，喝的是咖啡，看的是《道生詩集》— 活脫脫一個踏在新文學運動浪尖的摩登文藝青年，就隻差了一頂貝雷帽。舊同事初看到片中适張活遊時，不禁頻呼「驚艷」。這年輕俊俏、浪蕩多情的形象，跟後來粵語家庭倫理片裡那圓潤敦實的住家男人張活遊大異其趣。侶倫的改編，最巧妙的地方就是加進了姚萍和容玉意這一對畫家小夫妻，不但增添了波希米亞色彩，也讓電影從原作的沉鬱傷感調子走出來，增添了活潑開朗的氣息。片中阿麗在男主角家裡度宿一宵被畫家小夫妻撞破的一場，處理得相當出色。畫家朋友以為好友失戀空虛，安慰他說 :「戀愛如搭電車，一架去第二架來。」剛春宵一度的男主角風騷地回以一句 :「我而家咪搭緊電車囉。」接著，阿麗出現，身穿男裝睡衣，手拿咖啡，不見忸怩之態，倒顯得落落大方，那份對兩性關係的開放和坦然，在國、粵語片裡都難得一見。
看《蓬門碧玉》，再次引發起對上海、香港的雙城思考。導演洪叔雲和飾演女主角的路明都是戰時從上海南來香港的影人，其後或因為局勢使然，或迫於個人因緣，又先後返回內地，這兩位的典故很多，有興趣者如能鈎沉發掘，可以重構他們的故事。至於編劇侶倫，雖然土生土長，卻嚮往新文藝，跟上海文壇一直保持著聯繫，其中個別流派或作家的作品，對他的創作起過甚麼影響，當又是另一段可以追溯的淵源 (5) 。然而，我更感興趣的倒是三十年代上海電影對香港粵語片的影響。一般說到這題目，大都朝著兩個方向去思考，一是左翼影人和粵語片的關係，二是上海舞廳文化對國語片的影響。《蓬門碧玉》卻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三十年代的幾部上海電影，特別是袁牧之的《馬路天使》( 1937 ) 和沈西苓的《十字街頭》( 1937 ) 。在戲劇處理上，這兩部作品和《蓬門碧玉》皆先輕後重，從喜劇入手，以悲劇終結。在人物設計上，《蓬門碧玉》則跟《十字街頭》更為接近，都寫城市文青的故事，帶著波希米亞的浪漫，背景是外在環境的逼迫，以及大時代裡的個人選擇。然而，二者卻也有明顯的不同。《十字街頭》攝於1937年，其時局勢已極為危急，全面抗戰即將爆發，沈西苓根據個人和友輩的經歷，寫出了這則時代青年的故事，他們困惑苦惱，有人甚至走上絕路，但存活下來的最終團結一緻，踏上保家衛國的道路。可喜的是當中的轉折過程鋪排得悲喜交雜，跌宕有緻，順暢自然，沒有墮入一般「國防電影」的桎梏。至於《蓬門碧玉》，原著《黑麗拉》雖然是抗戰時期的作品，卻全無抗戰文學的味道;根據香港電影資料館網站上的介紹，影片在香港淪陷前拍攝完成，淪陷後翌年才公映。雖然影片後段也寫男主角和畫家朋友返回大後方，參與抗日的文宣工作，但顯而易見，編導真正感興趣的，還是原著裡一對男女緣薄情盡的傷感。
侶倫曾為多部電影編劇，他的其他作品是否也如《蓬門碧玉》一樣個性鮮明，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 鳴謝美國三藩市華宮戲院方創傑先生 )
註釋
(1) 關於侶倫的文學創作，以下兩篇文章皆極富參考價值 一 盧瑋鑾 :〈侶偷早期小說初探〉，《八方文藝叢刊》，第9輯，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社，1988年6月；潘錦麟 :〈侶倫與香港文學〉(1996)，《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香港，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網址 : http://commons. In.edu.hk/chi_diss/12。
(2) 夢白 :〈《黑麗拉》讀後--侶倫其人及其小說>，《華僑日報》，1941年11月4-6日。
(3) 在片中路明和容玉意唱的都是國語歌，大抵跟國民政府的禁方言電影有關，見黃愛玲 : <天上人問的好男好女>，《通訊》，第69期，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4年5月。
(4) 何思穎:<高端與底層:戰前香港電影的幾點觀察〉，《通訊》，第69期。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4年8月。
(5)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看慮瑋鑾和潘錦麟的文章，見註 (1) 。
黃愛玲 ( 1952 - 2018 ) ，資深電影研究者及影評人，曾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著有文集《戲緣》、《夢餘說夢》及編有電影專著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