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韓江曾這樣評價《關于女兒》的作者金惠珍：“ （她的作品）從不回避自己的目光，直視世界和人類的内心。 ”
...從2022年引進出版以來，《關于女兒》這本書就持續擊中讀者的内心。社交平台上，女孩們借着這本書反思自己與母親的關系，思索人與人之間如何達成理解，也由此生發出對整個父權社會的诘問。
如今，這本反響熱烈的暢銷書《關于女兒》被李美朗導演改編為《關于我的女兒》搬上電影熒幕。雖然片名和書名都用了“關于（我的）女兒”，但這個故事寫的其實是“關于母親”，關于一個六十多歲的女人。
關于女兒8.3[韓] 金惠珍 / 2022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01 關于我母親的一切
故事中的“我”是典型的東亞好媽媽。年輕時為了家庭辭去教師工作，為了生活做過刮牆面、駕駛幼兒園校車、推銷保險和在餐廳做飯的工作，最後來到療養院擔任看護。丈夫去世後，女兒便是“我”唯一的親人。可女兒不僅沒有能成為“我”希望中的大學講師，還幹脆利落地“殺死”了“我”期待中的那個乖女兒，朝着不婚不育的方向大踏步走去。
從文學到影視劇，母女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個重要主題。主角大多數是成長中的女孩，母親則往往令人窒息。而在《關于女兒》中，成長的故事線卻出乎意料地落在了母親身上。這位把整個家背在身上的母親，從某個角度講，也正是一位被父權社會馴化得很好的“女兒”。在她的認知裡，隻有異性戀婚姻才能保護女兒，才能保證女兒老後的生活。同時，也隻有女兒的婚姻足夠“成功”，才能證明母親“我”有努力活過這一生。
但母親最終并沒有等來女兒的佳婿，等來的反倒是女兒帶回家的女朋友。
同住在一個屋檐下之後，“我”再也無法逃避女兒是女同性戀的事實。困惑也好憤怒也罷，當女兒所處的世界逼近在眼前時，“我”終于不得不試圖進入它，嘗試理解它。這時，六十多歲的母親反而變成了學生，要開始了解和學習自己認知之外的東西。
比如，在女兒談到與伴侶的關系時，母親“我”也開始重新思考愛是什麼——
“我正在思考人們說起愛情時，用來填補愛情這個空洞虛無的詞語時的種種細節。
好比說，你們兩人躺在床上，在夜裡摸索彼此的身體時，你們能做些什麼？要怎麼做？假設那可以稱為性的話，你們是否能夠擁有身為女人感受到的快樂或歡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又是什麼樣子？”
...在韓國，金慧珍被稱為“描寫社會弱者的小說家”。我第一次注意到韓國有這樣一位将筆對準社會暗處的女作家，是以讀她的首部長篇小說《中央站》為契機。當時，我正在網上圍觀台灣網友關于如何稱呼無家可歸者的讨論，順着“遊民”“街友”“無家者”等關鍵詞，我搜到了這本以無家者為主角的韓國小說。
故事伊始，主人公“我”露宿街頭；結尾時，“我”卻加入拆遷隊，成為拆别人房子的黑衣人。
...除了長篇小說，她也寫過幾篇短篇小說，有拆遷故事、同性題材、普通打工人……“我似乎總是對不妥協的人感興趣”，她在一次采訪中說道。
譯者簡郁璇用“頻頻回頭，舍不得離開”來形容翻譯完《關于女兒》的感受。讀完本書的我也有這樣的感受——那時正是2020年，台灣剛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地區沒多久。那一年，台灣同志遊行的主題是“成人之美”，LGBTQ群體不再隻是被看見，更被真正地尊重與理解。在那段時間裡，我讀了很多與“櫃父母”（同性戀孩子的父母）相關的采訪，比如LGBTQ志願者徐志雲寫道：“十多年過去，‘櫃父母’的樣貌也漸漸發生了改變，尤其這一年來，到我門診處的同志父母，已少有人再說出‘同志這麼變态、不正常’之類的話，即使心中并不認同，這些父母多半也會說‘我知道同性戀不是病，大家都跟我說同性戀也沒關系、孩子開心就好，但我還是覺得……’”
讀到這些文字時，我不斷想起《關于女兒》的情節。書結束之後的故事也會是這樣吧，母親依然無法完全理解女兒……社會對少數族群的認可依然是一條漫漫長路。不過，這樣的故事終于擁有了一個以“我知道”為開頭的轉向，不是嗎？正如《關于女兒》在簡中世界裡無一字删減的正式出版，這一切才剛剛開始，但依然多麼值得高興啊。
...近幾年，國内女性主義相關書籍的出版與讨論度看似火熱，其實仍處于需要大喊的時期。我們需要更多、更多元、更多角度的作品。
在我心中，《關于女兒》的出版填補了其中一小塊空白。六十多歲的母親，從一位母親回到一個女人，母親與女兒才能夠達成彼此的理解。該書是一頁韓語文學的第一本書，明後年會有至少三本韓語非虛構作品出版。這些書從不同角度為我們刻畫了韓國當代女性生存的處境，每一本都在努力掙脫社會的目光，赤裸且真誠。
最後，希望這些書可以走進一些人的生命裡，成為某些情感與傷口的通風口。玫瑰少年的痛不曾遠離，但我們可以用盡全力阻止新傷口的出現。
（* 本文作者為《關于女兒》簡中版編輯夏雪宜，原文首發于“做書”公衆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