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像一個盛滿秘密的黑箱，在社會的邊緣悄然存在。是枝裕和通過對這個黑箱的塑造和講述，拆穿了這個社會合理性（rationality）之下遮掩起來的巨大不公和荒誕。
（一）貧窮與社會不公
小偷家族塑造的是大都會東京裡的一個邊緣群體。東京，一面承載着日本中産階級對生活的向往，一面巨大的社會不公也悄然作用于每一個個體身上。電影開首先交代治和祥太在超級巿場偷食物和日用品，随後交代治和信代皆有工作，工資卻無法負擔生活，點出“貧窮”的問題。被抛棄的祥太和友裡也各自在原生家庭中遭遇不幸，在日本，單親和貧困導緻了大量的貧困兒童。電影裡對于空間的塑造也進一步暗示了身處社會底層的他們居住空間不足，狹小、淩亂的平房跟附近的高樓形成對比，中段再以亞紀父母光潔的寓所作對照，更加突出了在東京這個城市裡貧富懸殊的問題。一家人的相繼失業更是讓家裡的收入雪上添霜，勞工保障不足、企業裁員下，貧者越貧。這也進一步深層反應了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的低靡，大公司破産數量空前高漲，處身社會的夾縫和底層中的他們注定脆弱，貧窮和生存的壓力就像陰影一樣随時可能讓這個脆弱的黑箱破滅，靠偷維持生計的他們始終不堪一擊。社會不公的力量是巨大的，貧富差距下的底層貧困從來都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下吹噓的“一切都可以靠自力更生而擺脫”，它更像是一個無限循環的階梯的階梯，一旦進入，便永遠在同一水平面徘徊。
（二）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在貧窮之外，這裡面更隐蔽的一股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是上野千鶴子所提及的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的合謀，這兩股力量共同剝削着女性的處境，也異化着整個社會。不論初枝婆婆，抑或凜，她們都甚至很難作出自己的選擇，因為她們甚至不屬于她們自己，她們的身體甚至也隻屬于社會劃定的那一個位置。信代被丈夫毒打，一顯妻子屬于丈夫的父權制社會。與之相對應的，是姐姐靠着出賣自己的身體換取金錢，女性的身體被作為貨币流通，性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被異化成資本，在經濟不景下，色情行業反而薪金較為優厚。在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交叉下，貧窮與性别壓迫常常相輔相成，交織成一個沒有盡頭的黑洞。對于女性來說，貧困更加難以掙脫，這些日本的底層女性，她們被困在了一個時間靜止的困局中，永遠在努力，卻永遠在原地——更可怕的是，她們幾乎不被“看見”。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聯合的悲劇就是“一個弱者得不到保障也無法被看見的社會”， 在父權制之下，家族成為經濟政治的利益共同體，家族成員間的關系由共同體決定，更像是依托于宗族系統的強制性關系。然而看完“小偷家族”時，會突然意識到，有血緣關系的家人選擇舍棄曾經的模式，反而去關心和照護他者，從這個維度上來講，這何嘗又不是對于社會原有規範的反抗呢？
事實上，在現代社會裡，除了産品和勞動力，人們早已習慣從身體、行為到思想、情感、人際關系無一不可販賣的事實。正如Part-time Girlfriend／Boyfriend、夜晚的陪睡、與父母共住隻為扣稅抽公屋，更遑論衆多以情感作為包裝和推銷手段的産品。在資本和父權的交織下，個體像是一個孤島，利益是活下去要反複計算的東西，一切都被金錢的邏輯塑造。這些購買是如此理所當然，如此光明正大，反而與 “偷”構成了鮮明的分别。
（三）偷與越軌
那麼到底是誰才要當“小偷”？便是那些在規則外流離失所的人。小偷家族，一面是由資本主義社會所塑造出的貧困，貧困下被迫進行偷盜的行為，一面偷又被作為一種社會失範，成為一種污名。他們不僅從商店偷取食物，也甚至偷來了柴田家的戶籍。
可是當“偷”成為罪名，塑造出社會規範後的失序行為，那麼背後的邏輯就是商品的正當占有和交易。然而，人際關系不完全服膺于商品交易的邏輯，例如凜的母親不能“選擇”她的孩子，又不願意為她“付出”相應的代價，因此扭曲為虐待。“我隻是撿到她。有人先抛棄了她，我找到了，撿回來。”信代在錄口供時講到初枝婆婆，她如是說。當原來的擁有者首先放棄了所有權，甚至願意付出金錢、時間、感情作為代價，這還算不算“偷”？正如被遺忘在送洗衣物中的瑣碎物品，那個赝品領帶夾，卻被祥太視為“珍寶”，珍而重之放在他的寶物堆中，這還算不算“偷”？然而，凜的父母并不希望尋回凜，信代把她帶走、代為照料，卻又被指為“拐帶”。這正是情感的矛盾所在：一方面我們放任其異化成為可以交易的商品，另一方面，一旦需要，我們又以血緣和社會常規等因素淩駕于商品交易的原則，變成一個懂得瞬間轉移的存在。更諷刺的是，警察以同情的目光捍衛人情、倫理，卻又揣測千百樣理由：錢、填補不能生育的遺憾、畏罪潛逃等等，隻為了否定純粹情感的存在。
看似“偷”是在社會範式之外，但實則這種并不完全基于買賣關系下的利益構成，反而成為了商品交易運作模式無法吞噬的人際關系，留給資本主義以外一點“救贖”的可能。
《小偷家族》中鋪排的不幸，恰恰是因為他們的“人際關系”并不完全處于“商品交易”的模式下，才構成與現代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下種種的矛盾。這也是小偷家族和外面社會兩套不同運作原則下必然的沖突，這也是為何，小偷家族偷的不僅是維持生計所需要的東西，還更在主流規範裡偷來了那份早已被異化的愛，正因為它如此虛幻，所以才隻能是偷。
偷意味着很多。The “stealing” means a lot. 奶奶偷來的下半生，女性和年輕人在情色場所偷“親密”，底層偷東西-維持生計，偷不來的親情卻又被偷所限制的愛。之所以說這個家庭是一個黑箱，在于家裡的每個人，從奶奶到兒子，都是沒有血緣關系的社會棄子，他們抱團取暖，組成了這麼一個特殊家庭。而片名這個偷字，也成了巧妙的一語雙關，不僅僅是在說他們的生計，更是在說他們的組成。家人，都是偷來的，溫存，也是短暫偷來的溫存。
用黑箱去形容影片中的這一家人，是因為他們生活始終在社會的灰色地帶裡。他們的房屋是他們的箱子，裡面的秘密很難以被知曉，但恰恰又因為生活在邊緣，他們于是有了自己特别的關于愛和恨的黑箱，一面難以被社會發現，一面又被社會的制度性暴力（institutional violence）所制造。在這部影片中，恰恰是這種黑箱的模式，讓他們有了自己新的關系構建的可能。挑戰了血緣和身份構建的family，打破了形勢穩定下的内核穩定。
越軌反而給了新的聯結以可能性。Deviances could also form another shared community. 《小偷家族》在社會範式之外建立了一個新的體系，這個體系裡親情不是原生關系而是選擇的結果。他們6個人不依靠血緣連接，而是用愛搭建幸福的家庭，成為相依為命的親人。在這個維度上，恰恰是社會規範下看似越軌的偷，卻又深層地使他們得以在social norms之外存在，有了在邊緣處境下的聯結。聯結并非僅僅是愛，更有普世的“恨”———每個角色都有獨特的傷痕記憶。這是一種很強烈的反現代、反資本式的表達，是對“現代家庭倫理”，愛與法律契約和個體虛幻表達的拒斥。理解這些愛和恨，邊緣和主流的交織，才是理解小偷家族的關鍵。
隻是黑箱始終是黑箱，它會很輕易地被擊碎，真正的骨肉是現實，是公共議題，是社會不公。不論外面的陽光和屋内的笑容多麼燦爛，也無法改變這個家庭背後若隐若現的疏離和一群社會邊緣人遭受的苦難。
還記得祥太反複講到的故事，小魚離群，各自重新擺擺尾遊回弱肉強食的大海，也許其中幾尾能夠長成掠食的大魚，也許這才是無法撼動的大海中唯一的出路。矛盾的是，到了最後，隻有那些說不出口的“對不起”、“謝謝你”，或者“爸爸”，是買不來、偷不走的。這是一個回圈，一群小偷困在其中相濡而沫：信代和凜手臂上的疤痕、亞紀和客人手指骨節上的傷口、兩次埋葬屍體、初枝的死亡和治囑咐信代把他埋在枯幹的魚池下、祥太的名字、父子倆先後跌斷的腿。永遠一直地，不斷不斷的重複、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