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裡出現“25年後”時，我愣住了。
這原本是我最期待的部分：她如何在48歲獲得法學學位，然後成為人權律師，并為丈夫争來一張死亡證明。但在電影裡，這部分隻用一句“25年後”一筆帶過，剩下的就是片尾簡單的兩句文字補充。
電影裡的Eunice雖然是絕對的主角，但她大部分時候都以妻子和母親的身份出現。我好想知道，去掉這兩重身份的Eunice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她在這一筆略過的25年裡都做了什麼。所以我試圖收集了一些資料。
...Eunice出生于1929年。
她從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她是左撇子，老師要求她改用右手寫字并因此打了她，但她始終沒有屈服。成績很好，盡管父親曾禁止她在高中之後繼續學業，但她還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麥肯齊大學（巴西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文學系。她能夠講流利的英語和法語，掌握了書面葡萄牙語，多年後還參與了兒子第一批文章的修訂。
電影裡有一幕：Eunice為丈夫奔走時，朋友打算讓她接受外國媒體的采訪，問她會不會講法語，她說自己完全不知道怎麼說（大意）。直到搜資料時，我才知道她至少曾經是會講法語的。那麼電影裡的這句台詞，如果不是她在謙虛，那或許就是一個稱得上才華橫溢的女性，在沒入家庭之後逐漸丢失了自己的技能。
後來成為她丈夫的Rubens則沒有考上大學，花了兩年的時間環遊世界（好松弛的人生！），然後去念了工程學。
1952年，兩人結婚，生育了五個孩子。10年後，Rubens用上家裡所有積蓄去競選議員。2年後，巴西軍事政變爆發，Rubens因發表批評言論而被剝奪政治權利，被迫逃離巴西，開始為期約半年的流亡。
...回到巴西後，Rubens成了一名工程師，并一直在偷偷幫助被迫流亡的人，幫與他們的家人聯系。一家人在裡約熱内盧買了地，但還沒蓋房子。電影裡也有這一幕，一家人在土地上暢想未來的房子，是在那個政治高壓的大環境下格外珍貴的情緒。
1971年1月20日，Rubens被軍方帶去審問；次日，Eunice和二女兒Eliana也被帶走——根據後來的信息，Rubens正是在母女倆被帶走的這天被軍方折磨緻死。Eliana一天後被釋放，Eunice則被監禁和審問了12天，這12天裡她瘦了20斤。（這一段在電影裡看得很窒息。最讓我震驚的是軍隊訓練時唱的歌，大意是我要向人群扔煙霧彈，對付這些整天抱怨的人（後兩句是更加殘忍暴露的内容，但我忘了）。我知道這是軍事獨裁，但如此赤裸的表達還是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看電影時，能感覺到這對夫婦很恩愛，Rubens也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但查資料時，我覺得這種“好”得加很多個條件狀語。比如Rubens決定用家裡全部積蓄去參選議員時，Eunice其實很擔心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房子，隻是她并沒有因此阻止丈夫的夢想。比如電影裡也有提到，Eunice提議舉家離開巴西，他們的朋友也這樣建議，但Rubens拒絕了；最後也是Eunice堅持要讓關心政治的大女兒去倫敦上學。
Marcelo在書裡寫到：多年來，她一直都無法原諒他将家庭置于險境，置于一場不平等的、失序的、幾乎注定失敗的戰鬥裡。對許多人來說，我的父親是一位勇于抗争的大英雄。對她來說，當他知道這個家庭可能将經曆所經曆的一切時，他就該去流亡。但她一生都在為他而戰。她為發現真相、譴責酷刑和施虐者而戰。
我能理解Rubens所做的事很偉大，但這像一種很典型的故事類型：男人是胸懷天下的大英雄，女人則要在背後擔驚受怕和默默承受——隻是好在這個女人後來也被看見了，也成了大英雄。
48歲的法學畢業生
不用看電影都能想象Eunice接下來要面對多麼糟糕的生活。她不停追問丈夫的下落，軍方不承認是他們帶走了Rubens，她則向檢察院、人權委員會、總統提起上訴，向媒體曝光；她們家一直被軍方監視，監視甚至從1971年一直持續到了1984年。孩子們總會向她找爸爸，家庭的經濟狀況也日益拮據——Rubens隻是“失蹤了”，她無法取出他銀行賬戶裡的錢。
最終她辭掉傭人，賣掉還沒蓋房子的土地，帶着孩子們回到聖保羅，準備大學的入學考試。Marcelo在傳記裡寫：我們在家裡跑來跑去，而她總是在學習，學習。Eunice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法學院（是的，再次第一名），畢業後，她開始為朋友處理離婚和遺産案件，經濟窘況得以緩解。
她的律師事業越來越好，在處理小額索賠案件期間，她還曾擔任聯邦政府、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顧問。同時，她開始關注土著問題。
1983年，她與人類學家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一起撰寫了文章《保衛帕塔索》（Defend the Pataxós，Pataxó是巴西的一個原住民部落，1961年，他們被驅逐出現存最大的森林并融入主流社會，失去了土著身份），“這篇文章是巴西原住民鬥争的裡程碑，并成為其他原住民的榜樣”。
...原住民常常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土地被不當劃定或征用，采礦、建造水電大壩等大型項目也會破壞原住民的土地和生活環境，甚至剝奪他們的生計。她代表原住民與政府、與商業機構對話，為他們争取空間、争取尊重、争取經濟補償，必要時與原住民政策抗争——這些工作都是沒有報酬的。
她參加了多個與原住民有關的民間組織，參加電視、報紙等公開辯論。她反對将原住民劃分為“傳統”（孤立，不與白人接觸）和“解放”（傾向于文化适應），認為這會導緻後者被剝奪土地。
1985年，Eunice與其他三人合著書籍《國家反對印第安人》（The State Against the Indian），系統梳理了巴西的土著法律，強調土著人民是享有權利的個體，批判了土著政策和侵犯人權的行為，并且提出了解決土著問題的視角。這本書也是土著事業的一個裡程碑，而書籍的想法及其中大量的梳理工作，都是Eunice完成的。
在1988年巴西新憲法通過前，原住民“不被視為公民，無法簽署針對國家的訴訟”；制憲時，Eunice擔任顧問，推動土著權利被寫進新憲法中。哲學家、作家及原住民領袖Ailton Krenak說：“談論獨裁統治期間的原住民運動，就不可能不提到Eunice Paiva。”
電影裡，在25年後，她頭發蒼白，仍坐着小型飛機去那些深入的土著部落。她說她沒打算退休。現實裡，一直到2008年，79歲的Eunice才因為阿爾茨海默症而被迫減少工作。
...Eunice的另一項終身事業，是為丈夫和像丈夫一樣的失蹤者争取權益。
軍方一直否認帶走了Rubens，直到1986年，才有一位當時的軍醫表示，他當時目睹了Rubens被酷刑折磨至重傷。
Eunice領導了公開軍事政權受害者檔案的活動，成為反抗軍事獨裁統治的象征——不止Eunice，當時多位政治犯的遺孀都聯合起來反抗軍事政權。她公開要求政府對政治失蹤事件采取行動。1996年，巴西政府頒布法律，将在軍事獨裁期間因參與政治活動而失蹤的人認定為死亡。Eunice受總統邀請，出席了這部法律的簽署儀式，是唯一一位受邀的失蹤人員親屬。
正是有了這部法律，1996年2月23日，Eunice終于領到了丈夫的死亡證明。
...但這并不是終點。
1979年，巴西在獨裁期間頒布了“大赦法”，允許流亡者回國并釋放政治犯，同時對獨裁期間犯下的罪行給予普遍赦免。Eunice是最早批評“大赦法”的人之一（2010年，巴西最高法院裁定“大赦法”合憲，但這個結果至今仍受到質疑）。通過她的政治參與，2012年，國家真相委員會成立，通過收集1121份證詞，調查獨裁期間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2014年，國家真相委員會發布報告，其中确認了Rubens死于軍隊的酷刑，并指出了導緻其死亡的罪魁禍首。同一年，聯邦檢察院對殺害Rubens并藏匿其屍體的獨裁政權成員提出指控，這是第一次對獨裁期間殺人事件的軍人提出刑事訴訟。這一訴訟被聯邦法院受理了，但因為“大赦法”等因素，訴訟程序最終暫停。
而且，正如電影裡演的那樣，至今無人知道Rubens的屍體埋藏于何處。
2018年12月13日，Eunice離世，享年89歲。
“我仍在此”，但我走了更遠
我大概能理解電影為什麼着眼于家庭、略過那25年，它在講糟糕的政治如何剝奪日常的幸福，如何讓當時稀松平常的海灘生活在日後顯得那樣不尋常。但把這25年展開來，是另一種震撼，一種更加具體的震撼：關于一個女人如何戰鬥，關于愛、正義、生命力如何在一個人的身上生生不息。
很多資料都會探讨Eunice為什麼關注土著問題。根據統計，在軍事獨裁期間，共有8350名原住民因軍方人員而死亡，實際遇難人數很可能遠高于此；而且，獨裁期間，為了填補資金短缺，政府觊觎原住民土地的礦産資源，并對他們施加了許多暴力行為。換句話說，當Eunice幫助原住民時，其實也是在反抗獨裁統治。
我也完全理解這樣的探讨，也确實從中知道了原住民問題與獨裁統治的關聯。但當看到Eunice為了原住民問題工作一生時，我又不禁覺得這樣的問題有些狹隘，仿佛人一定需要一些緣故，才值得去做原本就正确的事。
電影講的是“我仍在此”，而Eunice的經曆對我來說，是：我仍在此，但我已經走了更遠。
很喜歡Marcelo對母親的一段回憶。他說，他在禮儀專家那裡讀到過，在酒吧或餐廳，男士應該先入場觀察，确認環境是否足夠尊重，再讓女士進來。但母親教給他的卻完全相反，應該讓女士自己評估環境是否足夠友好——男士感受到的尊重，對女性也同樣适用嗎？女士應該受到男性評判的保護，繼續處于男士的監護之下嗎？Marcelo認為母親是對的，遵循了母親教給他的規則。
...Marcelo從2015年開始撰寫母親的回憶錄，當時真相委員會已經發布了報告。他在采訪中說：“我意識到，當巴西開始讨論自己的記憶時，我母親卻正在失去記憶。”
《我仍在此》也遭遇了巴西極右翼的抵制。AP NEWS寫道：在作品的慶祝活動上，一個身份不明的男子向Marcelo豎起中指，然後扔了一個啤酒罐和一個背包，擊中了他的頭部。
2025年1月23日，《我仍在此》獲得奧斯卡獎提名。同一天，Rubens的死亡證明上，死亡原因由“失蹤”更正為“死于國家之手的暴力”。
我不知道這兩件事之間是否有關聯，但我想到了電影裡，在25年後，Eunice在那張沙灘合照背後，認認真真寫下了合照的原因和時間。
或許，記錄總是有用的。
...參考資料：
[1] Eunice Paiva: uma Antígona brasileira na defesa dos direitos humanos para além da finda-linha. https://pepsic.bvsalud.org/scielo.php?script=sci_arttext&pid=S2316-51972018000100003
[2] 'Ainda estou aqui': por que caso da ditadura retratado no filme segue sem resolução no STF. https://www.bbc.com/portuguese/articles/cj6e5886n3do
[3] Author behind Oscar-nominated film finds praise and ire for his rebuke of Brazil’s dictatorship. https://apnews.com/article/brazil-im-still-here-oscars-rubens-paiva-movie-book-bb1e9db4a1df239cc14b0d8523e3ce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