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啟示錄》可以算是科波拉最野心勃勃的的一部影片，它始拍于1976年的3月，而此時距離越戰結束還有将近四個月的時間，使得其具有的現實意義更加濃重，模糊了現實與小說之間的界限。
影片本質上講可以算做是一部公路片，它以威拉德上尉的視角出發，展示了沿着湄公河的所見所聞，将戰争的荒謬展現的一覽無餘。
但能體現科波拉的哲學思辨反而不是威拉德這個角色，而是基爾戈爾和庫爾茨。威拉德倒像是一個見證者的身份。
基爾戈爾與庫爾茨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一個硬币的兩面，他們對于戰争的看法、做法甚至他們在影片中的形象都是截然相反的。
基爾戈爾示人的形象是誇張且帶有戲劇性的，他戴着牛仔帽，全身幹淨整潔，威拉德評價他是“一個戰争結束都不會受一點傷”的人。他在第一次戰役結束後和他的士兵們圍坐在一起彈着吉他，吃着烤肉，有說有笑，有意地想要淡化戰争的殘酷，将其營造地像一次野餐一樣。但實際效果卻是背道而馳的，科波拉借威拉德之口一針見血地指出：“他越是想要營造出家的感覺，他們就會越想家。”之後在攻打據點時播放瓦格納的音樂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戰争的殘酷。本質上，基爾戈爾發動戰争的目的是為了淡化它、逃避它。他在威拉德說要進攻據點時飄忽不定，但在聽聞那裡有着六英尺高的浪後便果斷了起來。沖浪也隻是他逃避戰争的一種方式。庫爾茨稱：“隻要有冰鎮啤酒、熟食以及其他設備保持着他們期待的狀态，我們的戰争行為隻會變的無力。”這很好的總結了基爾戈爾的戰争哲學，“他們隻是戰争的業餘愛好者和越南的遊客。”這種觀點随着威拉德的旅程到達下一個營地安排花花公子女郎的表演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體現。
反觀庫爾茨，他冷靜、内斂，與基爾戈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庫爾茨的戰争哲學來源于他在特戰部隊的一次經曆：他的部隊去了一個營地給小孩們注射小兒麻痹的疫苗，而當他們走後Charlie将所有打過疫苗的手臂砍下，堆成了一座山。自此他意識到戰争應有的模式擁有道德的同時也要摒棄道德，能利用原始本能去厮殺，沒有任何感情，不去判斷是非，成為恐怖和道德恐懼的朋友。庫爾茨認為這是戰争中士兵所應該做到的，因為真實戰争的殘酷不是靠沖浪、搖滾樂、花花公子就能夠粉飾的。
片中與法國人用餐的一場戲顯得極為重要，即便其強烈的說教意味使得其充滿了“工具人”的作用。這場戲直接點明了科波拉對于越戰的看法，即為了虛無而戰。這場戲也是全片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展現的是戰争的荒誕 ，在此之後則展示了戰争下文明與野蠻的關系。
直至登島後，影片才與标題有了呼應，不僅僅是石頭上赫然寫着“現代啟示錄”，更因島上呈現的對庫爾茨的崇拜有着與宗教直接的聯系。馬龍·白蘭度的表演無疑是偉大的，而為了遮擋白蘭度那發福走樣的身材所采用的光影處理使這種宗教感的表現更為突出。島上的人把庫爾茨當作神明一般崇拜，但庫爾茨卻想要得到死亡，走向虛無成了他唯一的選擇。就像這場戰争，不僅是非正義的，更是沒有意義的，抛開酒精、搖滾樂、橫飛的子彈後剩下的隻有虛無。
《現代啟示錄》作為最好的戰争片可能仍有争議，但完全夠格作為最好的越戰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