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聽障人士生存困境和内心世界的佳作為數不少,如奧斯卡最佳影片《健聽女孩》,日本電影《惠子,凝視》,韓國電影《熔爐》,烏克蘭的《聾啞部落》,台灣的《聽說》、《無聲》等。剛剛上線的香港電影《看我今天怎麼說》亦将鏡頭對準了這一特殊群體。

該片由現年50歲的香港導演黃修平執導并編劇,鐘雪瑩、遊學修、吳祉昊主演,并于今年2月20日起在香港上映,累積票房超過1300萬——這在市道低迷的2025年已屬不易。
在今年4月27日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上,《看我今天怎麼說》囊括了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在内的七項提名。此一成績,與同台競技的另一部文藝佳作——也是我很喜歡的電影《久别·重逢》持平。可惜,兩部影片最終都敗給了奪獎大戶《九龍城寨之圍城》和《破·地獄》。
與開篇提到的那些電影不同,《看我今天怎麼說》的着眼點既不在社會控訴和現實批判層面(如《聾啞部落》、《熔爐》和《無聲》都在揭露聾啞人學校的重重黑幕),也不打正能量的溫情牌(如《健聽女孩》和《聽說》),非要比較的話,它倒是和六年前小範圍破圈的《金屬之聲》有點像:刻意淡化戲劇沖突,最大程度地利用音效使觀衆沉浸式體驗聾人的聽覺狀況。
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隻有模拟出聾人的聽覺系統才能在這一不為人知的群體和觀衆間建立真正的連結。

《看我今天怎麼說》塑造了三位背景各異、對生活持不同态度的聾人青年:葉子信(遊學修)、方素恩(鐘雪瑩 )和吳昊倫(吳祉昊)。影片以子信和昊倫的童年為序幕:兩人就讀于聾人小學,是同班同學兼好友。彼時香港對聽障學童的教育方針是強制口語教學(并配合唇語),禁止在校生使用手語。

沒有任何助聽設備、以手語為母語的子信非常抵觸此制度,因此被視為異類——長大後,他依然堅持打手語,以此對抗社會對殘疾人的“進步”要求和硬性規範。對喜歡潛水的子信來說:随心所欲經由指尖流淌的“語言”意味着自由和殘疾人最起碼的權力。

其實,素恩這麼說也不是“忘本”,她從小就在“主流”學校念書,與一直遊離在社會之外的子信是不同的。這麼多年來,她已習慣了“付出雙倍努力”才能趕上“正常人”步伐的生活,可她沒想到的是:一個健康而多元的社會,應該是由正常人去等待和遷就殘疾人的步伐而非反過來要求後者一味“趕上”。
好不容易在一家知名保險公司找到工作的素恩逐漸發現:自己因聽障被投閑置散,也很難融入同事,而公司之所以會聘她隻是為了迎合傷健共融政策而将自己視為“吉祥物”。

若說原先隻懂口語、不懂手語的素恩和堅持使用手語、拒絕說話的子信位于聽障人士的“兩極”,那麼子信的發小、如今與素恩同為“人工耳蝸大使”的昊倫則顯得更為豁達。他手語也會(隻是不如子信熟練)、口語比素恩還好,适時充當起兩個人、兩種世界觀的粘合劑。

素恩的人工耳蝸型号老舊、接觸不良,團隊因此特意将周遭各種環境音混雜在一起,以使聲音顯出一種時斷時續的不穩定性和電子儀器輸出的數碼感。

也就是說:影片的音效不僅統一于“主觀沉浸”的大方針,落實到具體每個人頭上,音質特點和操作方法也各不相同,為的是符合角色的總體性格和實時情緒。
在素恩教授子信浮力定律的一場戲中,配合素恩的手語和愉悅心情,影片适時配上了水流、氣泡、氣球縮小的聲音,令這一場景相當生動。

為在大銀幕上呈現出真正的聾人也挑不出瑕疵的行雲流水的手語,劇組還聘請了聾人文化顧問并專設了“手語副導演”一職,負責在拍攝現場與演員溝通。
二、演員表演
《看我今天怎麼說》的三位主演均奉獻了極為精彩的演出。兩位健聽演員遊學修(子信)與鐘雪盈(素恩)對聾人的模仿達到了出神入化、以假亂真的程度。
出身于聾人家庭的子信個性倔強,常流露出憤世嫉俗的一面,與通過努力實現階層跨越、跻身“高知”人群的昊倫和素恩相比,這個角色保有更多稚氣未脫的赤子之心。不過,在心直口快、樂觀灑脫的陽光外表下,子信亦難掩那份獨屬于底層的揮之不去的自卑。

飾演素恩的鐘雪瑩,需要揣摩高學曆聾人的口語聲線及語速。如果說遊學修是用手語帶動整個肢體的演出以将子信的心理“外化”,那鐘雪瑩的表演難度則更高,她是靠眼神和面部表情及随時做出細微調整的口語将角色的“内在”心理傳遞給觀衆。
我們看到:素恩身上自始至終萦繞着一種和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孤獨感。無論健聽人士還是聾人群體,哪一方她都融不進去、哪種生活都不是她的歸宿。
至于扮演吳昊倫的吳祉昊,則是使用助聽器的真正聾人,他是2023年度“世界聾人小姐先生大賽”的聾人先生冠軍及最上鏡先生,《看我今天怎麼說》是他首次出演電影。

三、鏡頭語言
《看我今天怎麼說》的攝影師由梁銘佳擔任,其過往代表作有張艾嘉的《念念》和太保、袁富華主演的《叔叔》。
影片的拍攝難度主要在兩點:一是拒絕誇張的現實感;二是捕捉手語的“能量流”——具體來說是根據演員打手語的節奏、身體動作與面部表情去設計構圖和具美感的鏡頭,構思各個鏡頭動與靜的銜接。其實“現實感”和“美感”二者是有矛盾的,必須非常精确地踩到一個平衡點才能讓觀衆看得舒服。好在梁銘佳掌握了這種平衡。


此外,電影别具一格的轉場方式也值得一提:黃修平往往利用相似場景和情境進行跨時空的鏡頭組接,比如以下三處場景:


“看”即手語,手語也是“說”的一種,殘疾人的“說”與正常人的“說”應該是平等的。因此“看”這個字是片名和整部電影的題眼。至于影片英文片名《The Way We Talk》,既與黃修平成名作《狂舞派》系列的英文片名(《The Way We Dance》)相似,也強調了對表達方式的選擇:
不論人工耳蝸、助聽器、口語、手語,正常社會應該給予殘疾人自由選擇的權力和自我選擇的機會,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資格規定另外一些人“必須”如何生活——
“主流”沒資格剝奪少數派的話語權。

平等、平視、平實——這在如今的院線片裡幾乎見不到。原因很簡單:要做到這三點,得尊重人、理解人、體諒人,得為了人而不是為了錢去拍片。如今太多導演,莫說對“底層”,對“人”的興趣都不大。或者說:他們對真實的人、真實的生活已然喪失了真實的觸感——而觀衆,往往還吃他們假模假式、故弄玄虛的那套。
不論擺明的剝削還是廉價的同情、膚淺的刺激抑或故作高深的上價值,都是離真實的人與人性越來越遠。人究竟還知不知道普通人究竟是怎樣生活的?——
不知道的話,就永遠拍不出這樣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