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評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選擇，與這個世界徹底決裂。當牯嶺街昏暗街燈下的一角，小四猛地将刀刺向小明的腹部時，他的青春在那一刻戛然而止了。少女倒在血泊中，少年卻想努力扶起她，喚醒她，一如喚醒曾經稚嫩而倔強的相信，相信這個世界是朝着生命初始便認定了的那個方向。《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講述了台灣的一宗殺人事件，而這部電影又由真實事件改編，導演楊德昌利用電影空間展示真實的社會事件，讓觀衆在他所創造的兩個小時中重新認識世界，定義世界。楊德昌導演善于運用鏡頭來表達電影的内在含義。電影的第一個鏡頭，父親以背影出場，字幕點出時代背景，使用框架構圖，将原有的畫框和人物進行分割，讓觀衆去思考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在這個鏡頭中，框架式構圖給觀衆提供了視覺遮擋，父親因小四的國文成績失常而被分入夜間部感到不平，要求重新校對考卷，老師打着官腔說一定會認真對待，前景的門框将老師擋住，隻能看到一隻腳跷着腳尖，觀衆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卻看不到她，頭頂的風扇吱吱作響，像極了一個龐大，老化的機器運轉的聲響。女同學端來熱茶，老師立馬抱怨太熱，顯示出教育被官主義腐化。鏡頭一轉，顯示出這是小四的視點鏡頭，他正看着父親面對這種權力機構的窘态，開場就奠定一種悶熱壓抑的情感基調。此後，電影中多處運用框架式構圖，都顯示出了上世紀60年代社會環境給當時的人們的束縛。電影講述的就是少年小四的不滿，在那個昏暗無道的時代做出的反抗。小四回到片場，被導演認出後，被問到小明在哪裡，還說小明的演技自然。小四諷刺了導演口中的“自然”說他連真假都分不清後，便憤怒離開，他将手電筒留下，這說明他已經不再需要光了，手電筒的光是微弱的，是短暫的，并不能照亮當時那個昏暗的社會環境，最終，他選擇用暴力來控訴世界的黑暗，他拿走小貓的短刀。一把切腹用的短刀對抗武士刀，這是尊嚴和地位的對抗。可他卻先遇到了小明，他想要小明和自己在一起，并認為現在的自己已經成為了當初崇拜的哈尼。但小明卻固執的認為自己是不會改變的，世界也不會改變。最後小四将不滿發洩到小明身上，這也是他對整個世界不滿的發洩。《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一部沒有可見反派的電影，電影的戲劇張力全來自于道德和價值觀的碰撞，楊德昌是一位具有高度道德自覺的導演，他一直癡迷于禮崩樂壞下的人性掙紮的主題，他的作品後，總有一個隐形的孔夫子站在後面，審視着現代都市的衆生相。道德在楊德昌的電影裡不隻是一種訓誡，而是成為一種審美對象，他電影裡的形象都面臨着世俗失敗，生活中，我們當然希望有善有善報，因果循環，但被放到悲劇的情景中，道德隻有在被現實無情的碾碎後，才會迸發出最激烈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