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開頭的“分贓”會上，幾位學校骨幹熱熱鬧鬧地打着口水仗，卻沒有出現孫佳的身影，說明她沒有直接卷入吃空饷的計劃，這就奠定了孫佳這位花季少女正直形象的基調。作為孫校長的女兒，孫佳加入學校人馬中是很自然的設定。同時她并不是老師，因而又與學校的内部運作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這一距離讓她的良善有了較為充分的保障，也是這一分距離使孫佳這一角色成為了引入外部沖突的窗口。
“分贓”會也是一塊描繪人物性格形象的畫布，各種鮮明顔色都映入觀衆的眼中。熱忱又變通的孫校長，率性不羁的張一曼，精明自私的裴危山，以及沖動魯莽的周鐵男，這些角色代表的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都能夠遇到的普通人，普通的知識分子。他們投身邊遠地區的教育事業讓我們感到尊敬，他們在工作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讓我們感到共鳴，因而即使他們有一些常見的人性弱點，也不失我們的同情。這樣一種情節刻畫積極地接連了觀衆的情感：我們看到的不是一群貪婪吃空饷的無恥之徒，而是一群為了善的目的不得已耍了一個小手段的普通人。所以，并沒有所謂的“分贓”，隻是大家在艱難地應付現實罷了。這導緻影片的主題有了一個二分，最初似乎講的是作惡被發現，但同時也是關于做好事不容易。就整體的故事而言，本片顯然是要讓觀衆對後者感受更強烈，因為造成後面巨大悲劇的顯然不應該隻是貪了一點錢這樣的小事。
“分贓”會的最後，四人發現驢棚冒煙着火了，這暗示着危機的到來：幾個人同命運、共遮雨的破茅棚也要坍塌了。他們手忙腳亂，最終沒能阻止火勢蔓延，隻能旁觀着驢棚化為灰燼。這時孫佳駕着載着水的驢車而來。拉車的驢叫“得水”，既為學校運水，也以“呂得水”老師的名義幫幾個人冒領一份空饷，好比久旱中的一掬甘泉。但孫佳這個角色一上場卻“火”氣十足，她瘋了一般要用好不容易打來的水去救不可能撲滅的驢棚大火，衆人攔都攔不住。由于孫佳的性格在之前并沒有鋪墊過，這種突然出現的沖突場面甚至讓人感到有些突兀。孫佳把一頭驢的幸福看得比衆人的利益都更重要，讓人不可理解，甚至有些生氣，因為在這個時候更應該同情的是人，而不是驢。但顯然孫佳突然爆發的痛心、惱怒甚至絕望有着深層的原因：她對父親帶領大家吃空饷已經不滿很久了，這使得她對父親的農村教育事業失去了認同，進而把自己很大一部分情感寄托在朝夕相處的驢身上。驢棚着火是她的憤懑爆發的一個契機，她喊出了憋了很久的心聲：她要告發衆人貪污腐敗吃空饷的行為。但是她最終還是被父親喝止了，因為她無法直面自己心愛的父親所犯的錯，否則她也不會一直把痛苦憋在心裡。救火者孫佳無能為力，她既救不了驢棚之火，也無法将衆人從災禍中解救出來。
孫佳為什麼不認同自己父親苦心經營的農村教育事業？我們在另一個細節上也可以看出端倪。影片不僅說明來學校上學的孩子很少，甚至全片根本也沒有出現過一個學生的身影。學生在一個關于學校的故事中缺席，這本身就是一個諷刺，既說明這群知識傳播者的苦澀，也證明了他們的工作不切實際。這群人本身就是社會的放逐者，他們來到這邊遠的山區教書，與其說是教育山區農村的孩子，不如說也是為自己找一個立足喘息的避難所。孫校長因長子投共而被貶，張一曼因操行不端被非議，周鐵男因鬥毆被處理，至于裴危山，如果不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不會甘居于此，同時他也一直在為自己另謀出路。助人者常常自己也是被救贖者，衆人的灰色背景為故事平添了一份灰暗色彩。由于學校的境況沒有起色，孫校長就想出用獎學金吸引學生的法子。用金錢引誘學生來接受自己的教育，這使他們的工作從不成功滑落到了甚至很可悲的地步。
孫佳的工作屬于“外勤”：既負責駕驢車接水，也負責收發信件電報。這也是她“邊緣性”地位的一個表現。邊緣性絕不是不重要，而是作為一根與外部連接的天線，有時甚至要作為一根針從外面刺破學校這個空心皮球。特派員要來考察的噩耗就是由孫佳“帶”來的。耐人尋味的是，等到她交給另外四人時，電報已經晚了整整一個月，并且第二天特派員就要到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孫佳把電報放到桌子上的時候，信封是開着的。難道孫佳在接到電報時或者在路上就不可以看一看嗎？為什麼她沒有急于把這麼重要的事情告訴大家？為什麼孫佳在最後一刻又決定把電報拿出來？
孫佳在救火時燒壞了頭發，張一曼為她理了一個漂亮的短發，她的情郎周鐵男也帶來了一個新奇的紅色彈球哄她，這時孫佳才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然後她起身離開，然後又顯得不經意地折返回來，說：“對了，有一封給學校的電報。”當我們聊天要用“對了”引出另一件事的時候，往往是不太對的時候。如果真正等到第二天特派員不期而至，事情必然無可挽回地敗露，孫佳的不滿也就可以最終得到解決。她不是本來就要告發嗎？但是，當她露出笑容的那一刻，當她面對身邊這群做着令她厭惡的事但又為她所深愛的人時，她内心的同情和不舍又再一次被引發出來。在矛盾糾結中，她決定再給他們一次機會，任他們做最後一次掙紮。同時我們為什麼不能猜測，其實從一個月前孫佳接到電報時，這些矛盾與沖突就已經在她内心醞釀鋪展開了呢？可以說，孫佳才是整個故事中沖突矛盾最集中的角色，但她又一直把矛盾隐忍在心中，于是她就成了一顆不定時的炸點，不時就會炸開一段新的緊張情節。所以孫佳不僅是救火者，也是火花的制造者。
孫佳并不太相信父親他們真地能夠瞞天過海。結果校長一夥人讓銅匠扮老師裝聾作啞，眼看就要撐過特派員的盤問。孫佳此刻又不甘心了，她擺出為得水這頭驢極度操心的姿态，為“不能說話”的驢忙上忙下，在問到了治人的“響聲散”這一藥方給驢“服”用之後，大喊一聲“得水又能說話了”，使校長一夥人之前的努力泡了湯。可是憑借張一曼的機智應對和“睡服”，第一輪危機還是順利度過，學校甚至拿到了一筆更大的資金。四人尤其是校長的錯誤（惡）又升級了。
《驢得水》一片其實是由兩個不同的故事組成，以特派員第一次視察結束到第二次到訪之間為節點，前半部分是一部帶有荒誕性的喜劇或者說鬧劇，後半部分則演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悲劇——關于強權壓迫和扭曲人性的悲劇。這一轉折實在太大，需要的解釋和鋪墊太多，以至于影片沒能給出足夠平順的邏輯過渡。一個教育部的特派員，後面卻成了一個專橫的武夫獨裁者，這是疑點之一。但真正造成後半部悲劇爆發的，是銅匠。
銅匠是由孫佳“帶”入的，并且是兩次帶入。前半部分銅匠是一個被動的角色，由校長一夥擺布。但是第二部分的悲劇卻是由銅匠的主動性所引發的：他主動捍衛張一曼卻招緻侮辱，然後主動扮演呂得水進行報複。這樣的形象轉換實際上是一種角色的重新設置，過于戲劇性，無法自圓其說。但是電影給出了一個解釋，說假期裡銅匠一直在跟孫佳學習。跟銅匠睡覺調情的是張一曼，為什麼在假期裡孫佳會跟銅匠有密切的來往？一個假期就足以讓一個鄉下人産生心智和人格的突變？一個衣衫褴褛的鄉下人怎麼突然就能衣冠革履像模像樣地說話？在這裡，人物自身的性格生成已經被強制的戲劇設置所替代，孫佳和銅匠這兩個角色變成了一種講故事的工具——把外在沖突帶入故事的工具——而孫佳的火花也被傳遞到了銅匠上。這種形象重置使得孫佳和銅匠兩個角色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帶有了魔術般的色彩。孫佳到底教給了銅匠什麼？銅匠和他老婆是怎麼回事？是孫佳幫銅匠梳洗打扮的嗎？針對這些不合理之處，我們還可以有很多提問。但是我們看到的結果則是充滿明确的戲劇寓意：一個目不識丁的銅匠穿上代表金錢利欲的貂皮大衣，戴上象征知識的眼鏡，然後上演了一出人性惡之花綻開的活劇。孫佳則再次突然闖入入，以驢的名義戳穿了銅匠的謊言，同時自責自己教育不當。這些都變成了象征性的情節，涉及知識、權力和人性的關系，但卻缺少了情節的合理性。不過，當我們跳出劇情來看，孫佳依然是一個輸入沖突的點火者。
孫佳一直沒有參與另外四個人的謊言，但也沒有直接戳穿，這是她理智與情感的矛盾使然。這種矛盾在孫佳與周鐵男（已經被權力壓迫而變異）最後的争吵中爆發，這表明孫佳要與學校一刀兩斷了。孫佳是最後一個失守而說謊的人，但她的說謊是在被父親突然下跪哀求所緊逼時收回自己的真話而已，這說明她所象征的正直力量的源泉并沒有變異。
使故事主題最後上升到思想批判層面的也是孫佳最後念出的話：“如果過去的都這麼過去了，以後隻會越來越糟。”這說明這部話劇電影的創作者想表達對曆史與現實的反思。電影的故事發生在民國，最後以孫佳投奔延安告終。但民國的知識分子并不知道什麼叫做發動式的批鬥，也無法想象一種系統地針對知識分子肉體和尊嚴的摧殘。張一曼的受難是悲劇的高潮，剪頭發的一幕讓我想起了《西西裡美麗傳說》中的場景，而批鬥中女性的受難在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中也有過相似的刻畫。所以，投奔延安的結局是以一種新的幻想開啟新的悲劇之門，也暗示了曆史與現實的互換：這出民國的悲劇并不是發生在民國，往延安尋求的解脫可能也并不是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