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說說《詩》
廖偉棠
詩是平凡身軀裡面奇蹟一般的靈魂。相信看了許鞍華紀錄片《詩》的觀眾，都會同意我這一感想。試想從紀錄片開頭笑談拔鼻毛與打蟑螂之兩難的淮遠、到感念老友一張明信片的阿藍和馬若、到穿梭在深圳城中村和香港公共屋村的黃燦然、到應付沒完沒了的講課的我，其實都是平凡不過的華人男子（就像黃燦然的茶餐廳裡那個男人一樣沒有希望）。不是他們寫出了詩，而是詩奇蹟般拯救了他們，讓他們成為詩人：詩的載體。
於是他們擁有了一般人未必擁有的平行世界，他們也是「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的淮遠、說起詩與志時眼神熠熠的阿藍和馬若、堅信有一個詩神存在的黃燦然、和策蘭與布萊希特一起不甘噤聲的我⋯⋯許鞍華說詩是她的護身符，想必是她也看到我們身上那詩的護身符，於是以一部電影群之、興之、怨之也。
這樣一群人、這樣一部電影出現在華人地區以最刻闆印象目之為文化沙漠的香港，豈不是詩一般的奇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當電影慢慢展開，我們的言語便超出了對詩的解釋、超出了為詩一辯，倘佯在香港的山水、碼頭與窮巷之上，克制哀思，而歸結於嗟嘆和詠歌——這就是《詩》的英文名字Elegies的本義，a poem of serious reflection， 充滿嚴肅的省思自鑑。飄升縈迴於塵寰間，神來之處，有時讓我想起侯孝賢《刺客聶隱娘》裡那些無端聚散的霧或者嵐。
也許在香港觀眾眼裡，和這個「哀歌」最接近的，是「耶利米哀歌」的哀歌。後者哀嘆耶路撒冷聖城的淪陷、聖民的受難，就像詩的第一句就說：「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在希伯來原文中，本書名取自詩中的第一個字「艾卡」（Eikha），意思就是「何竟」。
不過，《詩》電影真沒有這麽悲情，它的魅力更像香港詩人的生命力，是從幽默、細緻和隱忍而來。淮遠自不待言，慣以冷諷四兩撥千斤；飲江自不待言，能從絮語沉澱玄思和長情；阿藍自不待言，低聲唱吟工人藍調；西西自不待言，童真深藏微言大義⋯⋯從他們而來，香港需要的哀歌，是在一粥一飯一絲一縷之間，回首一傷神的。所以即使我再荷戟徬徨，也能堅定地說出「步步花花，畝畝春田，/一江好夢全無恙。/它不是另一個，/而就是這一個香港了」。
何況還有黃燦然，1997年信奉裡爾克、葉慈的神秘主義的我初來香港時，正是他教我尊重日常不離地，既來之則安之寫香港之詩。二十五年後，他在持續日常儉樸生活的表面下，收藏著一個真正的神秘主義詩人，他對世俗的凝視中混雜著藐視，因為他堅信詩是最高之物，高蹈雲間又輕盈降落茶餐廳和春秧街；但詩如他堅持搗爛的一杯檸茶裡的檸檬，如他施放未遂的兩包糖，安然自在。是許鞍華的注視，用它們把他拉回人間。
這隻是許鞍華懂得詩之三昧其中一個例證。在鏡頭轉到土相的我身上時，她也沒有忘記尋找我身上的火，這火未必因為鬥爭、離散而來，也可以視為是「庾信遠眺的，落星城，烽火照江明」的那些劫火、魯迅相信的「地火」⋯⋯恰如片中我講課講到策蘭的「絕對隱喻」，我說的一句：「絕對隱喻是最表面的，也是最深層的」，它就像那一年我們須臾不可以摘下的那個口罩，一方面它遮住了我們的嘴巴，另一方面它象徵了我們沈默的決意，當它鋪天蓋地，就成了倔犟抗議者的盾牌。
許鞍華拍詩，但她使用的依然是她最擅長的散文，詩引誘解讀索隱，散文卻是閒庭信步，勝在坦誠與漫興。這兩者形成的張力又恰恰就是電影的魅力，紀錄片拍攝於我從不惑走向知天命之年的尾段、黃燦然從知天命走向耳順之年的尾段，卻是許鞍華「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年的開始，這樣三者交聚，她在臨近結尾輕輕引出黃潤宇在而立之年前夕的淚水，鑑照了我們詩人、我城的故我並沒有白白努力。
詩在言外，可以說，在電影《詩》以外沒被讀出的99%的香港詩，更是《詩》的弦外之音。「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你看，我又忍不住上詩歌課了，十年前我在香港電台開設過一個「和你說說詩」的節目，其實不隻是為了普及現代詩，更是為了投石於香港人的池中，誘發更多詩的聲音。而《詩》，又何嘗不是呢？
（原刊《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