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架子上的女人》的分析和另一種劇作思路的可能:
女性被男性的甜言蜜語蠱惑，成為架子上的觀賞品，這一荒誕而真實的構想出現在《咆哮》的第三集，堪為當代婚姻的哈哈鏡寫照。往往，事情通過扭曲的方式，向我們呈現真相。
而女性被男性輕而易舉地慫恿上架子，正是對現實中女性被說服投入家庭放棄事業，取悅丈夫，給男性建設自由的事業空間、舒适的家庭空間——這一事實的絕妙反諷。
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讓女性蜷縮在家庭這一“美妙的貝殼架子”上，“被保護、被珍愛”，仿佛光芒萬丈，又帶着永被丈夫仰望憐愛的浪漫主義幻想光環，實質上卻是女性權利、自主性、退路和底氣的步步淪喪。
架子上的女性，好比貝殼裡的珍珠。美輪美奂，卻是他人的囊中之物。珍珠沒有腿，跑不走，珍珠沒有靈魂，一件玩物。
幾乎可以說，當貝殼般的架子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就已經向我們宣布了結局，即女性被當作光華燦爛的珍珠（玩物）無路可逃的宿命。而這完美呼應女主的身份——模特，男權社會下，女性模特被寄托了無數男性對美貌的意淫和對女性的性幻想，其在身材、美貌上的鍛煉打磨幾乎可類比作珍珠在蚌殼中孕育的過程，而模特的美是商品這一屬性格外明顯。
在劇作結尾，女主逃出丈夫的蚌殼架子，卻坐上了商店的架子，意味着女主在家庭和事業上兩個範疇都是被凝視被賞玩被消費的物品，而有趣的是，兩次坐上架子，都是女主的自我選擇，第一次在婚姻中獻身作供丈夫欣賞的花瓶，這雖有丈夫的慫恿，卻得到女主自由意志的同意（丈夫的慫恿可看作社會對女性的期望和要求，在這樣的社會下，女主的自由意志是可疑的）；第二次坐上化妝品店的貨架，是在女主打破家庭的貝殼架之後，選擇“娜拉出走”，返回事業決定的，而結局的鏡頭把事情說的很明白，即女主依然坐上了架子，和家庭中的架子不一樣的是，她成為了一件商品，貝殼家上的她是被購買了（已結婚）的花瓶，貨架上的她是還沒有被購買用作展示的花瓶。
這一荒誕的重複，既有宿命論的詭異感，又是對女性困境和人生選擇的辛辣嘲諷。其劇作最精妙之處在于，女主的人生選擇表面上是兩個不同的選項，實質上都是被擺上貨架，任由男權社會消費——女性以為自己是有選擇的，可是吊詭之處在于，命運的商家隻是給電話費設置了聯通和移動兩個不同的名字。而你不想充電話費，隻是想買奶油蛋糕，不好意思，那是男人的選項。
如果把目光放得足夠遠，你會發現哪有什麼把女主擺上貨架，女主沒有結婚之前是被消費的模特，女主身處的社會在她出生前就是、出生之後也将永是虛僞而厭女的男權社會——女主從頭到尾都在架子上，區别隻在無形和有形間。
如果不強調第二次被擺上貨架的“女性身份”，那麼本集的女性主義便不會這麼聲色俱厲。可以從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物化入手，這同樣可以洞悉出現代女性的某種命運，當然，這就是另一篇分析文章了。
此外，如果隻在婚姻生活裡做手腳，而不延展開第二次被擺上貨架的反轉，雖然放棄了主題在廣泛性上的“升級”，卻有可能在婚姻上的剖析做到更加深入。
在此試做下改編，從女主跳下丈夫的貝殼架子開始改動。女主期待跳下架子，但是當她往下看時，兩三米的高度無限拉長，仿佛有幾百米的海拔，此時，拍攝女主猶豫中由于手沒有抓牢掉下去。
女主成功墜地，才發現架子距離地面隻有兩三米。經過屢次嘗試後，女主再次學會行走。導演在拍攝她接觸外界、獲得自由欣喜若狂的樣子時，也要拍攝女主由于長期坐在架子上對外界産生的陌生和恐懼。
拍攝女主各種重返戶外的欣喜，轉折在一場喧鬧、五光十色的野外派對上被狗追咬，此時她奔跑，但是由于長期靜立腿腳不便，呼喊求救，但是人聲嘈雜，别人無動于衷。無可奈何之下，她爬上樹，音樂煽情之下，剪輯接回最開始她想跳下架子的時候，觀衆會發現之前掉下架子的種種歡樂都是她的幻想。此時，一陣有如耳鳴的音效，緊接其後的巨大寂靜中，觀衆目睹女主一點點從半挂在架子上快掉下去的姿勢恢複成原本安然坐在架子上的姿勢。
再拍攝女主之前喊了多次卻不回應的丈夫帶小三回家，在她面前上床，而架子上的她如何咒罵，狗男女都置若罔聞。
女主口渴極了，想喝口水卻不能離開架子，呼喚丈夫到唇焦舌燥的地步，丈夫終于出現在她面前，遞給她一杯水并要她簽一份保險（這個可以埋在前面當伏筆），口幹舌燥的焦慮之下她沒怎麼看就簽了。
結局是小三或丈夫點燃大火（也可以設置成意外或者僞裝成意外），她被困在架子上下不來，活活被燒死在家裡。保險公司給丈夫打了電話，或将因他妻子的不幸賠給他巨款……
這大概就是我改編的粗略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