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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最好的一面 (Le meilleur d'eux-mêmes)

—— 霍納斯·特魯埃瓦 (Jonás Trueba) 與坎德拉·雷西奧 (Candela Recio) 訪談

注：第一部分由霍納斯·特魯埃瓦單獨完成。

巴勃羅（Pablo）和坎德拉（Candela）是你最新電影中的兩位核心年輕人，他們也曾以青少年演員的身份出演過你的前作《重新征服》（La reconquista，2016）。再次拍攝他們的渴望，是促成《誰能阻擋我們》（Qui à part nous ? / 西班牙語原名：Quién lo impide）的起點嗎？

霍納斯·特魯埃瓦（J.T.）： 我的電影通常誕生于一個非常具體的願望，與實踐和制作息息相關。對這部片來說，就是我想自己掌機，不依賴任何人。我之前的拍攝規模也不算大，但我渴望像青少年時期那樣再次拍攝，就像我祖母送給我第一台 Hi8 攝像機時那樣。我當時想，最好的方式就是和通過《重新征服》認識的那些年輕人一起拍，他們現在已經成了我的朋友。

電影的原名——《誰能阻擋我們》（Quién lo impide）——取自拉斐爾·貝裡奧（Rafael Berrio）的一首歌，他于2020年去世，也曾出現在《重新征服》中。他在法國并不為人熟知，但對你來說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坐标。

J.T.： 他的那首《誰能阻擋我們》在《重新征服》中已經出現過兩次，從某種程度上說，它也是這部新片唯一的“劇本”。這首歌講述了改變名字、擺脫出身、重塑自我身份的渴望，這直接呼應了片中人物那個年紀特有的困惑。貝裡奧是我的朋友，更是一個榜樣，因為他總是遊離于潮流之外。在電影、文學、音樂和繪畫領域，我們往往過于順從所謂的“時代要求”，去迎合與我們所處時代“相符”的條條框框。貝裡奧認為，皮奧·巴羅哈（Pío Baroja）和貝尼托·佩雷斯·加爾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才是他真正的同代人。同樣地，比起許多和我毫無共鳴的當代同行，我覺得自己離過去的電影人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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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阻擋我們》Rafael Berrio觀看演出

《誰能阻擋我們》裡的青少年，似乎也打破了人們對當今青少年的刻闆印象。

J.T.： 常有人指責我有點時代錯置，例如我沒有花更多筆墨拍攝角色們盯着手機屏幕的畫面，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一部電影必須嚴格遵守所謂的“當下該有的樣子”。這種指責反而暴露了人們給年輕人貼标簽是多麼草率，其實年輕人花在手機上的時間并不比社會上的其他人多。我一直很清楚，在展現今天的年輕人時，我也可以透過他們展現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的樣子。而實現這一點的途徑，正是用一種老式的電影手法來拍攝當下的青春，更接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電影人，比如讓·魯什（Jean Rouch）或米歇爾·布羅（Michel Brault）。

你的電影确實更容易讓人聯想到讓·魯什，想到《夏日紀事》（Chronique d'un été）《人類的金字塔》（La pyramide humaine），而不是目前大多數傾向于把青春期“問題化”的青春片。

J.T.： 是的，那些電影往往采取一種社會學的視角，而這正是我所抗拒的。我不想拍一部關于“當今青年”的電影，隻想拍一部關于“一群年輕人”的電影。我也想描繪一種“常态”，這種常态在大多數以年輕人為主角的電影中是缺失的。那些常态明明是大多數，在電影裡卻常常變成少數。這固然彌補了社會裡某些群體的可見度缺失，是件好事，但也把一整個日常維度排除在了電影之外。

拍攝周期長達五年，這是事先計劃好的嗎？

J.T.： 不是的。盡管我預感到這會是一部長片，它的制作過程會非常開放、不可預測且充滿流動性。有時人們會向我提起理查德·林克萊特（Linklater）的《少年時代》（Boyhood），我非常喜歡那部電影，但與《誰能阻擋我們》不同的是，它從一開始就有非常明确的計劃。而在這裡，我們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想法，甚至沒想過要去記錄主角們的成長。我隻想在某個特定的時間點拍下他們，時間跨度的問題之所以凸顯出來，僅僅是因為那個“當下”被拉長了。時間的命題在《重新征服》中其實更重要，它講述的是追尋失去的時光，記錄了角色人生中兩個不同年齡段的狀态。而在《誰能阻擋我們》中，我們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種連續性。

拍攝是稍微有一些計劃，還是完全即興的？

J.T.： 我們從來沒有制定過拍攝計劃或提前定好日期。有時我們在幾周内拍了五次，然後三個月都不見面。我們隻在有興緻且有空的時候才去推進這部電影——說實話，我們甚至沒有義務非得拍完它。比如，坎德拉跟我提起一場反對教育法改革的遊行，我們就決定去拍下來。或者我們找個地方碰頭，帶着攝像機和麥克風就去了。有時候我們最後什麼也沒拍，光聊天了。這部電影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某個時刻，我們有了展示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的沖動。一開始，我們把大約二十分鐘的粗剪片段拿到高中裡放映，聽取學生們的反饋。後來，我們積累了四個部分，每部分一個小時，内容更加成熟。這些部分分别在西班牙的一些電影節上放映過，比如潘普洛納的納瓦拉“視點”紀錄片電影節（Punto de Vista）和塞維利亞歐洲電影節。因此，這部電影的素材在形成最終版本之前，已經接受了許多不同人群的檢驗。

你經常非常近距離地拍攝你的角色，為什麼？

J.T.： 在重量和人體工學方面，我對理想的攝影機有過很多考量。我最終選擇了一台相當便宜的攝像機，配上 35mm 鏡頭。這個焦距自然而然地迫使我靠近拍攝對象，讓我感覺自己也是這個群體的一員。這是一種近乎身體層面的拉近距離的需求，而在我的其他電影裡，我反而追求距離感，并且總是使用三腳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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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演坎德拉·雷西奧加入了訪談。）

坎德拉，在《誰能阻擋我們》中，我們能在你和霍納斯拍攝的所有人身上感覺到一種真實的傾訴欲，甚至可能是一種必須傾訴的需求。

坎德拉·雷西奧（C.R.）：當你年輕的時候，很難找到一個你的想法能和别人的想法一樣被重視的地方。無論是在電視上還是在其他媒體上，這樣的地方都不存在。當拍攝開始時，我們看到這樣的地方是可能存在的。那些通常不被當回事的重要事情變成了真正的讨論話題，而傾訴也幫助了我們去理解。

霍納斯·特魯埃瓦（J.T.）：在我的劇情片裡，我有時會拍一些貼近演員真實生活的場景，但并不是完全寫實的手法，而是把它們推向極緻，有時還帶着幽默。對他們來說，這種與自身生活的親近感，讓拍攝、讓這種把自我放進虛構裡的過程，成為了一種宣洩與淨化。

C.R.：把自己當作虛構角色來看待，也向我們揭示了一些關于我們自己的東西。我意識到，在生活中，那些本可能發生卻沒有發生的事情，或者發生在你愛的人身上的事情，和實際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一樣重要。

J.T.：明白這一點是很有益的。拍電影能讓人意識到生活究竟包含了什麼。我們賦予它形式和意義，從而理解了那些好事與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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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中很難分清哪些是紀實、哪些是情景重現，哪些是虛構。例如，當西爾維奧去埃斯特雷馬杜拉（Estrémadure）的村莊找坎德拉的時候。這個片段是怎麼來的？

C.R.：我很早就知道我想在電影裡有一段愛情故事。和霍納斯一樣，我喜歡愛情，喜歡戀愛的感覺。但我們不知道該以什麼形式呈現它。在電影的第一部分，有一些和另一個男孩相關的場景，但當我談到我的村莊并且霍納斯決定去那裡的時候，我們覺得把村莊和愛情結合在一起是個好主意。那時我們甚至不知道這個故事應該是和一個男孩還是女孩發生，我隻知道我想和比我稍微大一點的人談。然後西爾維奧就出現了。

J.T.：那正是我們在虛構層面放開手腳的時刻，關于那次旅程、劃去葡萄牙的橋段等想法很快就湧現出來……坎德拉和西爾維奧當時才剛認識，即使他們的關系是虛構的，我也捕捉到了一絲真實：那是某種東西萌芽的過程。這種效果是很難得的。

C.R.：但對我來說，在我的家庭所在的村莊裡拍攝并不是一個舒服的處境。我意識到，一旦我答應了，我就無法再築起心牆，而這會觸及一些我不那麼引以為傲的事情，比如我和家人的關系。這也是我向霍納斯提出要求的時刻之一：“我覺得我們必須暫停一下，好好思考一下這一切。”哪怕我知道，打斷影片的流動感，是件很難受的事

J.T.：在一些非常具體的時刻，他們給我劃定了某些界限。如果巴勃羅或坎德拉對我說“我不想要這個”，我就必須理解，哪怕這可能會令人遺憾。《誰能阻擋我們》并不是一部沒有挫折、沒有傷痕的電影。

坎德拉，你從10歲起就開始當演員，你演過戲劇，之前也拍過霍納斯的電影。但在這種近乎紀實的拍攝方式下，你還覺得自己是個演員嗎？

C.R.：我一直很難感覺自己是個演員，盡管我從小就接觸電影和戲劇。在這裡，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在演一部劇情片。當然，也沒覺得這是一部單純關于我的紀錄片。而是介于兩者之間。有時候我想做自己，那個潛在的虛構角色就消失了。但在虛構成分更多的時候，那種要去完成一件重要事情的責任感，要比“表演”的念頭更重要，即便表演正是完成它的方式。

J.T.：就我而言，我也一直很難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導演。我覺得，一直不那麼把這個身份當回事，是件好事。

訪談由馬科斯·烏薩爾（Marcos Uzal）于3月14日在巴黎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