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無花果之種于本屆戛納電影節奪得評審團特别獎，最終于九月四日在法國院線上映。法國著名的影院MK2出版的電影月刊 "TROISCOULEURS"的九月刊以本電影作為封面，其中刊載了MK2和導演Mohammad Rasoulof和劇中姐姐的主演Masha Rostami的對談。
神聖無花果之種于本屆戛納電影節奪得評審團特别獎，最終于九月四日在法國院線上映。法國著名影院MK2出版的電影月刊 "TROISCOULEURS"的九月刊以本電影作為封面，其中刊載了MK2和導演Mohammad Rasoulof和劇中姐姐的主演Masha Rostami的對談。以下為導演對談的全文翻譯。
...P20 – P21
伊朗進行時
2022九月，一位年輕的女性學生Mahsa Amini被宗教警察拘留後逝世，随即伊朗爆發了一場以女性運動，生命與自由為命題的曆史性的起義遊行。導演Mohammad Rasoulof冒着生命危險突破了當局嚴厲的審查和對其的迫害，于“地下“拍攝了名為神聖無花果之種的鴻篇巨制，最終這部被流放的導演的電影一舉奪得本屆戛納電影節的評審團特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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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平常的場景對拍攝來說都是一個真正的挑戰 »
問 :您是如何看待被迫逃離伊朗和在戛納取得成功之間的強烈對比的。
Mohammad : 在過去幾個月的經曆對我來說就像過去了很多年一樣(護照被沒收，因“破壞國家安全”為由入獄八年并施以鞭刑，最終在今年五月戛納電影節前成功偷渡過了邊境, 編者注) 。直到現在我仍在反思這段時間。但是我可以給您舉個在我身上發生的實例 : 在伊朗我每次試圖打開一扇門，我都會害怕門後有人跳出來把我撲倒。盡管從今以後我不再有如此的威脅，但是這個不安感在我身上仍舊魂牽夢繞。
問 :在2022年的夏天，您和另一位導演Jafar Panahi一樣，因為在政府不再以武力威脅平民百姓的訴求上簽名而入獄。您是如何經曆這場人民起義的。
Mohammad : 僅僅是因為抗議而锒铛入獄的孩子們的到來對監獄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每一天，我們都會遇到新來的，聽他們講述他們的故事。接着便是被對施行 “公權力”的人的恐懼所包圍。獄警狠狠地毆打了我，我們都已經被打的痛苦萬分了，對這些孩子來說那就是一場地震 ! 盡管如此，我們仍能透過深深地鎖眼窺探到外面正在發生的事情。當我站在這鐵鎖的外面時才真正感受到了它的巨大影響，因此我決定将這一切拍成一部電影。
問 : 您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的電影 “無邪”(Le diable n’existe pas, 直譯惡魔不存在)中為了能夠通過審查而選擇拍較短的片段，而這次接近三個小時的長片您又采取了什麼樣的策略。
Mohammad : 每一個片段的拍攝都需要不同的對策。在城市中拍攝的片段我我隻在遠程指導，可以說是從來沒有接近劇組和演員。我記得有個場景是我躲在車的後備箱裡拿着對講機指導的。那時候我離拍攝現場一公裡，而有時候甚至可以在三十公裡開外 ! (他為我們展示了一張在後備箱中拍的自拍，編者注) 聊天軟件FaceTime 對我們的幫助很大，尤其是它的“分享屏幕”功能讓工作人員可以将監視器畫面傳給我。一個像在停車場裡對話這樣簡單的場景都變成了一種挑戰。其中的一個場景就是在綠幕拍的，我又拍了朋友家的車庫最後在後期裡合成了出來。而室内的場景我并不是全程在場因為那時我被警察限制出行了。為了我自己也是為了團隊，我絕對不能被認出來。我們将這部電影僞裝為學生項目也因此受到了很多限制，比如隻有一台小型攝影機和有限的器材。我在我家指揮拍攝，諷刺的是窗戶的對面就是埃文(Evin)的監獄。我給我的助手準備了盡可能寫滿了技術細節的布景示意圖，但這從來都不夠用。有一天晚上我希望演員能夠走得更近或者更遠一點，我記得我在家裡吼了出來，我卻沒意識到在拍攝現場沒人聽到我的指令。絕望最終使我停止了拍攝。離開城市了以後一切都簡單了起來，因為我們當時在一個旁邊是廢棄建築的偏遠地方紮營，那裡所有人共用一個浴室。盡管我必須随時可以離開片場，但幾乎能正常的工作，不用說我還是得僞裝 ! (他給我們展示了一張他披着一條大圍巾，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鏡的自拍，幾乎認不出是他，編者注)
問 :在這種隐蔽的環境下，您是如何挑選演員的。
Mohammad : 我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是不能按照傳統的方式選角的，我不能向随便任何人暴露這個項目。我們隻能和很有限的對談者接觸，并且不得不依從伊朗扭曲的運作方式，也就是說更看重他們個人對價值觀的認同而不是他們的能力。我們需要“測試”潛在的演員，因為有很多并非藝術性相關的問題 : 他們能夠信任他們嗎 ? 他們能甘願冒險嗎 ? 一開始候選人們并不知道導演是誰。在兩個半月中，Setareh Maleki (在電影中飾演小妹妹Sana，編者注) 以為參與的是一個新人導演的處女作盡管她早就開始懷疑了…… 對于姐姐的角色，原定的演員在最後一刻因擔心受到報複而放棄了。要知道電影要求女演員不戴頭巾拍攝而這被當權是嚴令禁止的。因此我們很快地找到了 Masha Rostami，她也同意了這個要求。當拍攝完成後，她非常擔心其他人對她參演的反應。有一天她去父親家裡坦白了一切，但她父親回答她：别告訴我是Rasoulof (Hammad)的電影? Masha 本以為父親會責怪她，但她父親卻恭喜了她 ! 他以女兒能夠大膽踏出這一步而為她感到感動和自豪。最後我非常熟悉飾演父母的演員們，我已經和 Misagh Zare (參與拍攝2017年的《一個正直的人》，編者注)合作過，他也明确說過不再為官方的電影行業工作了。至于Soheila Golestani，她因為她的觀點而入獄 (2022年因在一部抗議視頻中未戴頭巾而被關押了十天，後來保釋出獄，編者注) ，所以我對她非常信任。
問: 這部電影正面對抗伊政府，在“無邪”上映時，您在一次采訪中說過想要“撕下面具”，您想表達的是什麼。
Mohammad : 在我早期的電影中為了能讓工作繼續下去我更傾向用隐喻來揭露問題，僅此而已，這也是當時唯一的辦法…… 我剛開始“選擇”這些意向是出于詩意的表達，逐漸地我意識到這些象征直接來自集權的環境，一個剝奪你自由選擇意向地環境。換句話說，你不再是因為它們的詩意而選擇的它們，而是你屈服于強權的壓迫的無奈之舉。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美感蕩然無存，因而我必須選擇一種更為直接的語言。
問 : 您以展現抗議的紀實檔案畫面來展現直接性，您又用反向鏡頭展現人物所觀測到的，作為一個電影導演，這些畫面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
Mohammad : 使用這些反向鏡頭展示角色在室内讨論的内容使迫切需要的，因為它們發生在鏡頭之外。我沒辦法把整條路給封上來重現抗議示威的場景，因此使用檔案視頻才成為了一個選擇。但是實話說，就算我有這個能力我毫無疑問也不會改變現在的做法。我曾扪心自問，重現的畫面何以能夠和這些真實的，被廣泛傳播的影像的力量相抗衡呢 ? 我必須公正地呈現這些影像所傳達的精神。我沒有刻意選擇沒有公開的影像，而是從那些最廣為人知的畫面中汲取素材。例如一個警察瞄準并槍殺了正在攝影的人。這不僅是為了帶觀衆重新進入這些曆史性時刻，還是為了在虛構的情節中增加紀實的色彩。我回顧了我在我第一部電影 “Gagooman” (中譯奔向黎明，直譯黃昏)中使用的方法，即用虛構填補了以紀實片無法獲得的畫面。在這部電影中恰恰相反，當我們聽到窗戶外高呼的口号時，這些都是真實的。同樣，大多數的叙事都來自真實的素材。比如父親讓家人接受質詢也是來自我的親身經驗。我也曾經被帶入到這種公寓裡，這種感覺就如同被關進了隔間監獄。
...P24 - P25
« 比起壓迫性的權力，手槍對我而言更像是一種懷疑自身合法性的權力 »
問 : 在“無邪”中您拍攝了以為政權服務而崩潰的父親。在“無花果”中您通過一位男性主角，一位剛上任的法官來延續這種反思，他被要求在允許任意處決的命令上簽字，同時也有他對自己和家人受到傷害的恐懼……
Mohammad : 我的思路還是一樣的，描繪出一個維持這個體制運轉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在當下圍繞着極權統治的體制，為了維持它就必須吸收更多人或是給他們洗腦。我想弄清楚這些一心一意投入這個體制的人的心理和其故事。在建構父親這個角色的時候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意圖，随着他日漸的瘋狂，他整個晉升的職業軌迹的每一個階段就像倒帶一樣往前回溯。但是這一次，和他的妻子還有兩個女兒一起，他成為了一個審訊者，最後成為一個獄卒。
問 : 在電影開場中，父親在夜裡走到沙漠中的清真寺。這一場景對您來說想傳達什麼？
Mohammad : 父親曾經祈禱晉升為審判法官，為了還願回到了故鄉的老清真寺中，這一部分既是故事的開始也是其結束。在我看來這個場景象征着伊斯蘭共和國的基石 : 洗腦和忠誠。這個循環将這個男人囚禁起來，後來成為他囚禁家人的地方。
問 : 有一個物件貫穿叙事的始終 : 一把被父親帶回家用來防身的手槍，它在叙事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Mohammad : 父親将手槍帶回家時預示着當局要求他保衛自己了。權力成為保護個人的一種手段其就成為了非合法性的溫床 : 自保正是因為其背後是恐懼。比起一種壓迫性的權力，手槍對我而言更像是一種懷疑自身合法性的權力。
問 : 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的關系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個是學生另一個尚是少年。她們的關系尤其反映了伊朗現在的代際沖突。您是如何想象出這種矛盾性和使其發展的。
Mohammad : 有那麼一個時刻，母親身上影射出她的童年和她被不安的情感所困擾。安全感是她第一時間去尋找的東西，具體來說是一種純粹的物質上的安全感。當父親教訓女兒時說他已經“付出全部”時，他卻把自由給忘了。她們的母親同樣也沒意識到對自由的需求 : 當他的丈夫變成了獄卒，當她們逃出了房間，她仍舊帶上了頭巾因為除此以外她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可能性。她不斷地想要逃跑，做個老好人以減少損失，這就是她認為的安全。隻有把她逼到了絕境才能讓她意識到什麼是對于她和她的女兒所缺少的東西。自由，是她的女兒們敢于向他們索求的，是她們以她們的母親之名為其索求的，最後她們一起奮起索求的。
問 : 影片的最後一段精彩絕倫，場景幾乎達到了超自然，您是怎麼思考這一段的。
Mohammad : 我堅持要在伊朗中部的亞茲德的廢墟中拍攝這段。它有四千年的曆史。最令我着迷的是它象征着這個國家優美又飽受蹂躏的曆史。一些片段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平台有些塌陷 : 事實上我們正是站在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權上，在伊朗已經很明顯了。這就是電影想要闡釋的最深的一層，但這還沒完。還有一個“然後”給觀衆思考。女性已經改變了遊戲規則，但未來仍舊難以預料……
問 : 在戛納電影節的媒體大會上，飾演兩個姐妹中妹妹的Setareh Maleki申明 : 我對這代人并沒抱有希望，而是一種确信。以您的理解您這個“确信”對于年輕的一代可能意味着什麼。
Mohammad : 我沒有任何确定感。一切都是權力的運作，哪裡都是。我相信取得權力就是推動曆史的引擎，要麼往前進，要麼熄火，要麼倒車…… 就像所有人類活動一樣，既沒有什麼是可以預見的，也沒有什麼是不可逆的。Setareh想說的是年輕人為了他們的需求已經做好了付出的準備。我們可以以此寄予合理的期望的理由是這樣一個事實 : 年輕人渴望改變。因此在伊朗的土地上有一百五十年對抗傳統和渴望現代化的曆史。後者能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實現嗎 ? 我不知道。
問 : 作為一個被驅逐的電影導演，您對接下來的職業生涯有規劃嗎。
Mohammad : 對我來說我的生命和電影聯結在一起。我不覺得這是一個職業。他讓我日複一日地觀察，學習，提出觀點和創造。所以我希望我能繼續做這些……并且能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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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Ezan組織了這次對談。照片由Philippe Lebruman為Troistercouleurs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