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話叫“法無可恕，情有可原”。
很矛盾的兩個詞，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司法理念。
早年的TVB的某律政劇裡，曾看到過一個印象較深司法理念：疑點利益應當歸于被告。
簡單解釋，就是應該遵循疑罪從無的審判原則，尤其是在公訴案件中。具體表現為當事實在有罪與無罪之間存在疑問時，宣告無罪；當事實在重罪與輕罪之間存在疑問時，認定輕罪；當事實在數罪與一罪之間存在疑問時，裁定為一罪；就從重情節存在疑問時，應當否認從重處罰；此外，這一原則還适用于訴訟前提條件，如無法确信某犯罪行為是否超過追訴時效時，應當認為已經超過追訴時效而不再追訴。 （來自于百度百科的解釋）
現實中曾有轟動一時的于歡高利貸辱母案，就是本劇裡與之相似的雷星宇案。
在宋雨霏主審的一審中，很重要關鍵認定之一，就是對雷星宇私藏管制刀具并用其捅刺被害人緻人傷亡的認定，究竟是蓄謀蓄意？還是臨時激憤？不同的兩種認定會對判決結果産生完全不同的影響。
根據劇情裡的證據和證詞，比較難确定雷星宇從櫃子裡拿出管制刀具刺死刺傷被害人到底是蓄意還是激情。主審法官宋雨霏的判斷是：因為雷事先私藏了管制刀具，而且受傷的倆人證詞一緻說雷很迅速的找到了兇器，所以由此推定雷的行為是蓄意傷害緻人死傷。雖然合議時候另一位同審法官持保留意見，但他也無法證實雷當時的行為究竟是蓄意還是激情。
所以按照大陸法系的基本法理邏輯，宋雨霏的推定以及因此得出的判決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采用“疑點利益應當歸于被告”的法理來推斷，法庭同樣沒有确鑿證據可以證明雷的蓄意，因為雷對四個受害人捅刺都是每人一刀，如果是蓄意傷害，應該還有連續多次捅刺同一受害人或者還有追砍的行為。雷可以被認定為在情緒受到很大刺激無法判斷威脅是否解除情況下随手無意識的随機抓取管制刀具造成多人傷亡，符合構成防衛，但造成受害者死亡确屬過當。以此推定，判決結果很有可能是防衛過當緻人受傷和死亡，考慮到之前被害人的過錯情節，量刑大概也就是5年左右有期徒刑。
兩個法理思路，判決結果就可以天壤之别。
現實中當年的于歡案，最初的一審判決按照所處的法理環境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但是在洶湧的輿情下，司法機關還是在“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之間的區域裡做出了對民意一定程度的讓步，在二審中，部分采用了”疑點利益歸于被告“的法理判定，将于歡的捅刺行為認定為防衛，進而以防衛過當做出了5年的判決結果。
于歡和雷星宇，發無可恕，他們确實殺人傷人了；但情有可原，他們的殺人傷人的行為都是源自于人類最原始的倫理感情。
從無期改判五年，還有之前的昆山龍哥案等輿論焦點案例，就是法律條文與民衆情感共同作用的結果。
通常來講，守法群體和弱勢群體，在英美海洋法系判例法的司法環境下往往是更加受益的一方，因其法理不但能有效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在有些時候甚至還能獲得超額利益。
而以法條法為基礎的大陸法系，則更被一些傾向于依靠法律邊緣或者模糊地帶來獲利的群體所青睐，因為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條文可以涵蓋所有現實中發生的情況，在法律條文和現實情況之間留下了很多可操作的空間。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即便被法條認定違法，但違法成本往往小于違法收益，敗訴的判決并不會帶來難以承受的損失，例如判例法系下經常看到的對受害方巨額的天價賠償的情況，就不會被允許出現在大陸法系環境下。
但也并不是說大陸法系的法條法在任何條件不都如海洋法系的判例法。
但判例法為基礎的海洋法系的有效實行也需要有很多的社會先決條件的，比如民衆的法律意識基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曆史風俗習慣等等。如果在某些經濟發展不平衡民衆法律意識非常淡薄的社會環境下強行推動判例法，很容易造成法律體系的混亂，同時滋生腐敗，反而更容易讓底層百姓對法律失去希望，從而出現更多的極端行為。
例如香港新加坡這樣的地方，經濟發展水平高而且區域内相對平衡，長久以來法制觀念深入人心，類似“疑點利益歸于被告”這樣的法理很多普通民衆都明白，所以判例法能更好的在這些地方調節社會關系。但如果把判例法運用到類似阿富汗等地呢，腳趾頭都能想到會出現什麼樣的效果。
從我國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随着經濟發展民衆法制意識的提升，單純的法條法在現實中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遇到輿情而改變方向時候，更加容易讓民衆對法律的嚴肅性産生質疑。但我們也不具備全面改行判例法的社會條件。
所以，相對比較可行方向是在法條法框架的基礎上融合一些判例法系的優點，來達到用法律的手段實現社會關系再平衡的最終目标。但是，這必然會觸及固有的利益分配關系，阻礙是存在的，甚至再一定範圍内會遇到反撲和反複的拉鋸。
方嬸這個角色很适合靳東，雖有說教但不失靈活，懂法但不用死法。而從最高法來的“法條姐”，則更像是大陸法系法條法的化身，總喜歡鑽條文背法條，在和方嬸的碰撞中，會逐漸尋找到符合實事求是的路徑。女法官宋雨霏也會逐步從雷星宇等案中，跳出有罪推定的固有思維。
看似每個人物角色自己的行為，實際上都是以小見大來展現我國司法體系發展的某些嘗試，所以，還是有些看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