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宴永不散場，饑餓是盛宴的底色。
一、荔枝，在曆史斷裂處叢生
煌煌史冊，向來是帝王将相的舞台，金戈鐵馬，宮闱秘事，構成我們對曆史的主要想象。
而那些“無關宏旨”的細節——一粒米、一縷絲、一枚跨越千山萬水的荔枝——往往在史官的春秋筆法下被一筆帶過，或幹脆湮沒無聞。
這種曆史的書寫方法，經由語文課本，悄然塑造了我們的曆史觀：我們習慣性地贊歎“一騎紅塵妃子笑”表面的浪漫與暧昧，卻易于忘記那“紅塵”背後，在沒有冷鍊與引擎的時代，将嶺南鮮果保鮮運抵長安，需要付出怎樣驚心動魄的代價、編織何等精密而殘酷的物流網絡。
《長安的荔枝》 的價值，正在于它精準地将鏡頭對準了這被宏大曆史叙事刻意忽略的“斷裂處”。
它雖為小說改編，卻深得“新史學”之精髓。正如馬克·布洛赫所言：“理解活生生的人，才是曆史研究的燈塔。” 曆史不是隻有王侯将相、本紀列傳，還有那些被遮蔽的沉默之聲。
《長安的荔枝》正是通過對“荔枝轉運”這一看似微小事件的極緻聚焦和戲劇化呈現，像一把精密的手術刀，剖開了“開元盛世”光鮮亮麗的表皮，暴露出其下盤根錯節的權力運作、制度性壓榨與人性的掙紮。
在觀衆的啞然失笑間，李善德的呐喊驚醒了我們：每一段被書寫的曆史，都有被重新審視和講述的意義，哪怕是以電影的方式。
二、盛世會饑餓嗎？
盛世是怎樣的呢？
《長安的荔枝》的故事背景是被稱為開元盛世的李隆基統治時期。曆史課上，我們總會為盛世的字眼出現感到欣喜，我們習慣性地将“盛世”想象為一種充盈、富足、萬國來朝的巅峰狀态——是《漢武大帝》裡“雖遠必誅”的豪邁，是《妖貓傳》中的花萼相輝樓，是《康熙大帝》主題曲裡的那句“向天再借五百年”。
我訝異地發現，構建了我對“盛世”的想象的，唯有影像。
那麼，盛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盛世，會饑餓嗎？《長安的荔枝》 回答：會。
盛世有兩種饑餓感。
第一種是唐朝黎民的“生存饑餓”。
當李善德試圖利用市場規則（投機商人）來分攤天價轉運成本時，權傾朝野的楊國忠輕描淡寫的一句“我朝富有四海”，便将所有代價轉嫁給了沿途無數卑微的生靈。
一枚荔枝從嶺南到長安的精算成本或許是幾百文，但層層盤剝、加碼、攤派、損耗之後，落到地方州縣和具體農戶頭上的，便是足以壓垮脊梁的幾百貫！影片用極具沖擊力的影像，展現了驿馬倒斃、民夫逃亡、果園被毀、家破人亡的慘狀。那些被犧牲的個體，在“富有四海”的盛世叙事裡，不過是賬簿上冰冷的一筆“損耗”，是宏大工程必然的“代價”。影片令人窒息地為杜牧筆下的“取之盡锱铢，用之如泥沙”提供了最直觀的注腳。
...第二種是唐朝制度的“效能饑餓”。
當李善德目睹荔枝園被暴力機構付之一炬時，他的悲憤質問隻得到這樣的回複：“為求辦事妥帖，自上而下，需要層層加碼。” 這道出了帝國官僚體系運行的本質邏輯：每一級官員為了彰顯“盡職”，便依靠不斷加碼的強制力來确保命令的執行，最終彙聚成一股嗷嗷待哺的洪流，吞噬掉沿途的一切資源和尊嚴。
我也看到，不少人用安史之亂自我安慰——弄權的宰相、奸邪的宦官、自大的皇帝和背鍋的貴妃都将在戰亂中收獲代價——總算是在電影文本之外有了個“大團圓”的結局。可惜，這種“大團圓”隻能勉強聊以自娛，卻安慰不了千年前饑餓的黎民，更告慰不了杜甫筆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泣血控訴。
電影中以杜少陵的詩集作結尾，是恰當且精妙的，因為盛世崩塌的塵埃，掩埋不了其内在彌漫的“饑餓”。
三、荔枝不是唯一的水果
影片最具震撼力的一筆，莫過于結尾那個看似不經意的鏡頭：
當故事圍繞一枚荔枝的生死轉運塵埃落定，鏡頭緩緩從案幾上那顆珍貴的荔枝拉開，露出了整個宴席的全貌——來自帝國四方乃至異域他鄉的奇珍異果堆積如山。
那顆曾耗費無數生命與财富、讓李善德九死一生運來的荔枝，此刻竟如此渺小，如此不起眼地淹沒在這片奢華的海洋裡。
...它意味着：在荔枝使之外，還可以有“榴蓮使”、“菠蘿使”、“蓮霧使”……他們可未必都如李善德般尚存一絲“善”念與“德”行。
荔枝，從來不是目的本身。它隻是一個載體，一個符号。隻要維持這種欲望滿足機制的掠奪機器仍在運轉，那麼，荔枝的悲劇就永遠不會是孤例。
因為，荔枝不是唯一的水果，它隻是權力的随機投影，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層面複制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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