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憤怒，這部電影是想談政治嗎？好，那我們就來聊聊政治。

先不談這部電影有沒有繼承台灣侯楊李蔡的哪怕一點東西，抑或港片的武打和緊恰的劇情。整部片子以一種極其幼稚的呈現法來展現想象中的底層和上流社會之間的矛盾。同時包括了底層社會之間的“互害”的主題。

首先聊問題最大的連貫性，剪輯在劇情上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劇情極其幼稚無聊，因為一切的安排幾乎沒有什麼驚喜，就是底層一家人經營的小店需要拆遷，作為啞巴的主人公同時卷入了黑道和作為“白道”的黑道—即社會上層精英的問題。對于社會狀況的描寫都隻停留在一種道聽途說和刻闆印象的刻畫之中，因為一切的人物出場都是那麼的刻闆印象與冠冕堂皇；狠角色看不出狠在哪裡，主角也看不出在想什麼，除了相貌、演技可以說還是非常難以評價的、也并不覺得有什麼出衆之處。連黑道戲也都沒有任何新奇之處，除了砸自家店的那一段捎帶些沖擊力，但是這一劇情個人也有料到；閩南口音扮狠的小混混隻會讓人覺得滑稽可笑，導緻觀感上會覺得主人公似乎沒有陷入什麼真正的危險。一切都是如此的刻闆印象和毫無新意，請問同樣的故事放在任何一個城市有什麼區别？甚至放在美國貧民窟更值得讓人信服。難道台灣真像影片中描繪的這般嗎？台灣的特殊性在哪裡？台灣的文化核心在酒吧、夜店、便利店、還是墓地？愛情線更是爛中爛，女主說到《你的名字》的時候真的繃不住了，想用這種意象來撐起愛情建構嗎？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錯亂？因為電影的風格、剪輯和故事劇情是極其不和的。電影的鏡頭呈現是極為現代的嚴肅紀實風格、包括它主鏡頭的使用以及新聞報道、監控錄像的呈現。鏡頭風格同劇情試圖形成一種對比和反轉，但是實際上由于導演與編劇沒有能把這種诙諧和嚴肅有機結合在一起的能力，導緻一種嚴肅和幼稚的雜糅。直接講就是在高清的、嚴肅的鏡頭下講生硬又可笑的故事，隻會使得電影整體顯得更加無聊和冗長，情緒的混亂停留在表層，而并不具有更強的深度。整體上的觀感就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它既沒有藝術品的先鋒性、也缺乏商業片的吸引力。反正坐我旁邊的幾位觀衆都不聽地在看手機、并有人中途離場，也就是說很難有一個值得抓住的點。即使是同期的像《周處除三害》的影片，它至少有一個武打的動作戲呈現。

現在考慮一些細節或隐喻。實際上做得好一些的似乎還是結尾的插入，從回家鄉、複仇、開車夜奔、臨終想象到蟲（locust，翻譯準确來說實際上是 螞蚱）的重生，這一段節奏還稍好一些，但也隻是狗尾續貂。它的好處在于并沒有将一切都講出來，有所留白，這反倒使得刻闆的故事變得輕盈一些。最直接的隐喻實際上應該是黑衣人同HK事件，影片中屢屢出現的黑衣人以及HK的紀實新聞，使得影片中的現實和新聞、同曆史事件中的現實和新聞交織在一起，引起了強烈的共鳴。簡而言之即是，黑衣人共同代表着一群充滿活力的年輕人，他們反抗所謂暴政但是又訴諸暴力。主人公就像TW一樣時而介入但是又依舊是局外人。這種互文鮮明地表達了其間的政治立場，除此之外，導演亦暗示了TW的結局。不過這些都還算作在虛構作品中，并且畢竟觀點之争見仁見智，都有可讨論的地方。不過個人認為它最大的特性，即紀實性的政治互文，實際上構成了影片最大的敗筆。即使是來自港台的朋友，我也請你們仔細地考量這部影片所呈現的政治表達。它對于一切矛盾的展現都隻是浮于表面地一筆帶過，妄圖用這種方式來堆積矛盾，但是這始終不能構成合理的矛盾推動。所以它所訴求的暴力行動，當然是一種錯誤的方式。也就是說，同情港台的立場是有合理依據的、是有曆史根源的，是有公義有公理所在的。而抹去差異地認為都是政客、上層階級與流氓無産階級的合謀造成了剝削和壓迫、露骨地呈現不客觀的影像而不追求其原因、并以此為依托發表其政見，反而會使得港、台自身的特殊性和其zz合理性造成嚴重的損傷。好像港台就真的跟小孩子一般幼稚可笑、無理取鬧、還無法“發聲”、隻能訴諸暴力、最後還終将走向滅亡！

再聊聊在各個方面可以對比的影片：如果說《悲情城市》中林文清的“啞巴”形象與鐘漢的“啞巴”形象有所互文，那麼導演理解這種“啞巴”的意象也同樣差距極大。林文清雖然是啞巴，但是他過的是一種“屬己”的生活，這是深深植根于侯孝賢所理解的儒學文化之中的，文清無法說話，但是侯并不特别點出這一點，隻不過他在特殊的情況下才會被人抓出“啞巴”的特性。而《蟲》中，導演似乎特别要着力地表達他“不會說話”，要把這一标簽不斷強化，但是依舊如前所述，這種強行制造的矛盾隻是小打小鬧，在劇情上的合理性是很弱的。文清雖然無法發聲，但是他是時代的見證者，是攝影師，他的影像紀錄了從台灣解放、白色恐怖到現代化的過程。鐘漢的形象，則顯然是一個無根的所在，一個沒有曆史的、沒有過去的孩子（雖然在末尾有所提及）。需要注意的是，“曆史”是需要挖掘和制造的。而“沒有曆史”它可以是一種藝術表達，但是在這一影片中，鐘漢的形象并不是專門塑造這種“無曆史”的角色。我們來看看李滄東偉大的《燃燒》吧，主角李鐘秀是怎樣一個“沒有曆史”的角色呢？他回到老家，睹物思人，父親的軍功章、家裡的老牛都勾起聯翩浮想；沈海美問他，你還記不記得從井裡面救了我？有那口井嗎？有那個貓嗎？有那個女孩嗎？為什麼一切在消失呢？為什麼我察覺不到呢？李滄東所塑造的那個無根的現代青年人更具鮮明的特征：迷惘、苦痛、沉默、怅惘。沒有露骨的表達，但是未知的現代性恐怖，對比前者，就完全将其碾壓。或許李滄東的哲學層次太高，讓我們看看偏商業一些的奉俊昊的《寄生蟲》吧，《寄生蟲》同樣描寫這一貧富差距的矛盾，隻不過《寄生蟲》更細膩，也更豐富。它所展現的更多是社會結構所呈現的冷漠的客觀現實。也就是說，奉俊昊揭示的是一部分人被剝削是因為社會結構本就如此，但是《蟲》所歸結的是黑老大口中所謂的“人性”。這是極其錯誤和不具說服力的。因為好像是因為上層的“惡”才導緻了中、底層的苦痛。而聲稱是社會本就是這樣，才使得藝術張力更為強勁。

除此之外，一些大大小小的毛病已然有很多吐槽，例如飯店的飯到底好不好吃、台灣小醜政客的塑造、對于女性角色的扁平化和邊緣化……這些都不一一挑選批評。

言至此，實際上我們能看到的正是一種“展現”的失效。導演始終以一種試圖展現和表達的方式來說明港台的痛苦，但是實際上卻并沒有說服力，歸為一場鬧劇勝于一場悲劇。實際上，這種錯誤來源于導演對于港台曆史、政治缺乏足夠的理解導緻的。許多問題都被雜糅起來、浮于表面。通過影像的呈現，個人認為導演似乎對于夜店、商K了解更為深入，其底色還是很美國的。所以還蠻好奇為什麼幾乎每場放映前都還要出來冠冕堂皇地講同一段話，美籍台人還要大聲聲稱自己要挺台灣電影台。塑造一個苦痛的家庭和年輕人給外國人看，然後引起同情和關注度，自己的生活實際上是美國夜店DJ常客，制造一些立不住腳的問題擺東方的Exotic給西方世界看。要是拍點花花公子富家小姐、演唱會電音節之類的就算了我不是目标對象。美國式的僞善和政治正确倒學得很清楚嘛， 知道白左喜歡什麼 、知道外面反誰就有流量、知道站隊博得同情。結果到頭來台灣文化台灣立場在哪裡我一點沒看出來，誰在吃人血饅頭我暫且蒙在鼓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