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西裡尼曾說,“電影的倫理,就是攝影機的站位。”
Who holds the lens, who frames the guilt?
可這台攝影機太乖巧、太溫柔,它不提出問題,它隻是執行任務,像一台“暴力”的機器。

影像來了,晚了八十年,卻依然不知所言。
不是為了“看見”,是為了讓我們“看不見”。因為一切太清楚了,就變得不真實了。

他們拍了一張照片,一個嬰兒在中央,一名士兵在背後。是誰按下快門?是導演。是誰睜大眼睛?是觀衆。是誰低下頭?是曆史。

他們以為底片可以保存真相。但底片隻是戰争的影子,是正義的幽靈。你不能用模糊的黑白,去為沉默上色。

導演說:我們要紀念受害者。但你為什麼隻拍他們受害的臉?為什麼不給他們說話的機會?

因為電影不再是40幀每秒的希望,而是24幀每秒的悼詞。

“藝術來自于現實”,他說。但現實早已被藝術消費殆盡。戰争被布景替代,暴力被燈光軟化,死亡被台詞解釋。

就這樣,一個嬰兒被舉起來,不是為了哭泣,而是為了構圖。正如一場屠殺被剪輯,不是為了理解,而是為了合成一部廣告片。又想起《辛德勒的名單》裡那個穿紅衣的小女孩。
The red coat — too red, too precise, too operatic.

導演喜歡用一個孩子當作悲劇的錨點。

我看到的也不是電影,而是一種試圖說出真相卻被導演編輯過的影像,一次漂亮的對焦,一種溫順的抗議。

我想說的,不是這部電影錯了,而是它沒說夠。它太想紀念了,以至于忘了批判。它太想溫柔了,以至于忘了憤怒。它太愛家了,所以沒有真正拍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