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甯: 感謝大家的耐心。
主持人: 感謝這部電影。對我來說,再次觀看它是一次非常滿足的體驗。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反而覺得體感片長變短了。也許您可以聊聊這部電影的緣起。
班甯: 可能是受世界政治局勢的影響,我産生了一個天真的想法:認為橋梁本質上是把人們聯系在一起的。我想,呈現這些起連接作用的事物應該很有意義。但在創作過程中,我意識到它們象征着許多其他東西,比如團結。當然,它們也為貨物、服務和計劃的通行提供了條件,這關乎過度消費和資本主義。誰建造了橋梁?利潤流向了哪裡?哪些地方缺失了橋梁?諸如此類。但我認為,這也是在美國當下的各種瘋狂條件下,環繞美國、感受社會脈搏的好時機。有趣的是,我發現生活即便在如此動蕩中依然在繼續。我看到了令我欣慰的事,也看到了令我憂慮的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在路上跑了一個月的感覺棒極了。我一共跑了兩趟行程,總計行駛了 12,000 英裡。在環繞美國的公路旅行中,這些橋梁出現的間距幾乎是相等的。
主持人: 那麼,電影中橋梁出現的順序,基本上複刻了您的旅程?
班甯: 是的。第一次旅行時間較短,我去了舊金山拍攝金門大橋,然後去了俄勒岡州,那恰好是電影中第一座和最後一座橋。拍完這兩座橋時,我心想,它們肯定會作為開篇和結尾,因為拍攝時我完全不知道那下面流經的是什麼河流。嗯,總之,我當時不知道那裡有一個港口,所以當一艘遠洋貨輪駛下哥倫比亞河時,我真的很驚訝。第二次行程是一段曆時近一個月的長途旅行,剩下的橋梁就按照我們拍攝的先後順序排列了。
主持人: 您的助手迪倫(Dylan)也在嗎?
班甯: 是的,迪倫陪着我。他來自施耐德圖書館(Schneider Library),負責打理我的藝術作品,不時為我舉辦展覽,并在各方面支持我。他們非常慷慨地支持了這次環美旅行,也就是我的第二次行程。我有一位非常愉快的旅伴。
主持人: 考慮到并非所有人都熟悉您的作品,且片尾字幕沒有詳細标注,這裡說明一下:您獨自承擔了攝影、錄音,有時還親自出鏡。
班甯: 是的,偶爾會。很有趣,因為在這兩次行程中,我都精确規劃了到達特定橋梁的時間,因為我知道那是光線最好的時刻。所有行程都是為了捕捉那些瞬間而規劃的。每座橋我隻拍了一次,通常是 10 分鐘的長鏡頭,我拍過最長的約 15 分鐘,大多在 12 分鐘左右。我很有信心。我利用 Google 街景進行“雲勘景”——确定想拍的橋後,我會先在街景裡看一看。所以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時,我已經選好了三四個備選位置。這讓我們能迅速架設并拍攝。
主持人: 您能否談談選擇這些地點的理由?
班甯: 有些是出于私人情感,有些則是出于政治考量。橋梁本身承載着深厚的政治曆史。最明顯的例子是 1965 年發生“血腥星期日”的地方。
主持人: 哪一座?
班甯: 埃德蒙·佩特斯大橋(Edmund Pettus Bridge)。它是片中出現的第三座橋,鏡頭裡有一艘船從阿拉巴馬河順流而下。那是 1965 年 3 月 7 日,當時計劃了一場從塞爾瑪到蒙哥馬利的遊行。抗議群體主要是黑人,要求投票權和改善生存條件。他們遭到了當地警長和民兵的暴力鎮壓——性質類似于今天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人們被打倒在地,不少人被打暈,其中就有當時還是年輕人的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他後來成了佐治亞州的國會議員。這件事極大地觸動了我,讓我開始政治覺醒。我開始質疑成長環境中的那種偏見。我住在一個與黑人社區相鄰的貧窮白人社區,兩個群體間存在着巨大的隔閡。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會這樣。那次“血腥星期日”事件促使我深入反思那些從小被灌輸的偏見,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的。所以,那可能是電影中政治色彩最濃的一座橋。
美國鐵路 (2007)7.32007 / 美國 德國 / 紀錄片 / James Benning
我還想拍一座鐵路橋,以此向我的電影《RR》緻敬,那也是片中最古老的一座橋。我本想拍一列火車穿過它,但當時光影的變化太壯觀了,我更傾向于捕捉光影。結果在鏡頭結束時,火車出現了,能聽到汽笛聲。它雖然遲到了 20 分鐘才開過來,但我沒補拍。另外,之前的那個鏡頭是橫跨密西西比河,從橋下取景,河水非常混濁。密西西比河的綽号就叫“大泥巴”。在河對岸,恰好有一列白色的火車經過。如果你沒注意到,電影明天還會放映。當我看到對岸那個白色的微小移動時,非常興奮,因為拍攝時我甚至不知道那裡有鐵軌。電影中這種貫穿始終的偶然性,比如飛過七英裡橋的直升機,讓我覺得很有趣。雖然是偶發事件,但我認為當你精心構圖時,這類巧合自然會發生。有時你預感那艘船會出現在畫面中,但不确定。就像最後一個鏡頭,我壓根不知道哥倫比亞河上有遠洋船隻,當它出現時,對我來說簡直是個驚喜。這甚至帶點幽默感:你沒等來火車,卻等來了一艘大船,完全出乎意料。
主持人: 這部電影很大程度上也關乎聲音,關乎對環境音的關注,以及聲音如何界定空間。我在想,有時攝影機背後的聲音反而比畫面更重要,或者說聲音更聚焦于圖像本身。這是您有意編排的嗎?
班甯: 不,我隻是保留了現場錄制的聲音。我意識到聲音是如何塑造現場感的。比如在恩塞爾莫(Enselmo)的鏡頭裡,畫面外正好有一家酒店。你能聽到風扇聲,起初這讓我很心煩,但我随即意識到這非常有趣。這種畫外音暗示了某種正在發生、但你又無法确定的現實。我一直對由聲音定義的“畫外空間”很感興趣。後期可以把這些雜音平滑掉(Equalize),但我喜歡保留它們。
主持人: 您在混音上做了很多後期處理嗎?
班甯: 我沒找專門的混音師。所有的音平設置都是我在 Premiere 裡完成的。某種意義上我确實做了混音,但沒去專業的錄音棚。
主持人: 所以基本沒做音效處理?
班甯: 隻有極少量的處理,而且都是為了讓它聽起來更真實。我可能會剪掉一些無關的突兀雜音,比如旁邊突然有汽車回火聲之類,但在這部片子裡我做得很少。我對伴随圖像而生的原始聲音非常癡迷。
我還可以從政治角度再多談談。對我來說,橋梁也代表了一個“縱身一躍”的地方。在裡奧格蘭德河的第二個拍攝點,就在我們拍攝後的三四周内,有三個人在那座橋上自殺。金門大橋以前平均每年有 20 人跳橋,即使現在裝了防護網,仍有六七個人會爬過網跳下去。很有意思,橋梁也為那些走投無路的人提供了一個出口。
主持人: 我也在想,橋梁的這種多重意義,對于美國觀衆和歐洲觀衆來說是否存在差異?
班甯: 我想金門大橋和紐約的喬治·華盛頓大橋在國際上更有知名度。至于其他的橋,恐怕美國國内都沒多少人知道。最後一座橫跨哥倫比亞河的大橋,我剛結婚後去過那裡。我的妻子在華盛頓州的阿斯托裡亞長大,結婚幾年後我們回去了。我記得參觀過那座橋,後來才發現,那正是我妻子懷孕的時候——直到我的女兒塞迪(Sadie)出生,我們才推算出她是在去那座橋的路上受孕的。
這些橋梁都承載着我的私人故事。我想呈現一個全美範圍的圖景,所以我畫了一張标有八個地點的地圖,作為藝術品擺在 Delphi 首映現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八座橋均勻地分布在全美各地。橫跨密西西比河的那座橋位于威斯康星州西南部,那是我的家鄉,有着特殊的紐帶。七英裡橋已經廢棄了,旁邊有一座新橋。那個鏡頭很奇特,因為你看到的車輛其實是在平行的新橋上,但老橋擋住了新橋,車輛看起來就像在空中移動。老橋現在隻用于休閑垂釣,你能看到人們在上面行走,這讓空間變得非常生動。最後那個鏡頭裡,有一隻海鷗飛過,真的很美,令人興奮。
提問: 詹姆斯,我想了解一下您的構圖。電影的主題非常具體,您是在嘗試表達某種繪畫式的願景,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拍攝條件的随機性?
班甯: 拍攝每個鏡頭的理由都不盡相同。但在到達現場之前,我幾乎已經确定了所有角度。就像我說的,我會利用 Google 地球的街景模式确定停車位和架設相機的地點,通常會預選兩三個位置。
我故意用了相似的構圖來拍攝金門大橋和喬治·華盛頓大橋,以便進行對比。喬治·華盛頓大橋每天有 10 萬輛車經過,這更多關乎消費主義、物流運輸以及城市的産出與輸入;而金門大橋則更像是一座“旅遊橋梁”。有趣的是,金門大橋的車流量其實隻有紐約那座橋的三分之一。我喜歡這種對比。它們都極負盛名,但你能從中感受到它們功能上的本質差異。
提問: 橋梁代表了不同的工程結構, 我很好奇這是否也是您選擇的一個因素。
班甯: 當然,這是與生俱來的興趣。橋梁本身就是關于如何跨越長距離進行構建。我對從不同視角觀察它們的建造方式非常着迷,這也自然産生了多樣化的攝影角度。
提問: 我想知道,橋梁是否也提供了相互競争的運動的可能性。有時雲彩從右向左移動。所以這也是您感興趣的東西嗎?
班甯: 我對天空和水的動态極度癡迷,這在我的舊作《十三湖》和《十面天》裡也有體現。比如在塞爾瑪(Selma)那個鏡頭裡,唯一的動态是堆疊的雲層和前景的草叢。你會看到兩種不同節奏的動态:一是大橋上單調往複的車流,二是那艘意外出現的船。我認為那是全片觀影門檻最高、也最艱難的一個鏡頭。
十三湖 (2006)7.22006 / 美國 / 紀錄片 / James Benning
十面天 (2006)7.62006 / 美國 / 紀錄片 / 詹姆斯·班甯
提問: 感謝您的分享。我想問,您是如何決定這八座橋的順序的?另外,去年的電影《小男孩》(The Little Boy)和這部新作之間有什麼連續性嗎?
小男孩 (2025)暫無評分2025 / 美國 / 紀錄片 / 詹姆斯·班甯
班甯: 關于順序,它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然生成的。金門大橋和俄勒岡那座橋由于是我最早拍攝的,理所當然成為了開頭和結尾。中間的橋梁基本按照實際拍攝的先後順序排列。我曾考慮過調整,但最後發現這個原始順序非常奇妙,它有一種内在的邏輯。我喜歡這種“順序自找(Self-constructing)”的感覺。比如,當你從第四個鏡頭轉入紐約的第五個鏡頭時,那種被車流淹沒的感覺,随後又進入鐵路橋鏡頭的甯靜。你需要這種呼吸感,最後在大結局中得到某種滿足,然後畫面消失。
關于《小男孩》,它确實與本作有關。過去三年我一直在寫日記,這讓我深入思考自己的過去和出處。那部片子總結了影響我身份認同的政治因素。而這部關于橋梁的電影,起初源于“橋梁代表連接”的天真想法,但随後我意識到問題複雜得多——誰建造了它們?建造時犧牲了多少人?這不再是浪漫的景觀,而是沉重的政治。
例如阿拉巴馬河,在塞爾瑪鏡頭以南約 40 英裡的地方,河流形成了一個半島,那就是著名的“吉斯彎”(Gee's Bend)。那裡曾是棉花種植園,由于沒有橋梁,那裡的奴隸後代在地理上被長期孤立,從而保留了純正的非洲文化根源。20 世紀初,這個貧困社區開始縫制被子(quilts)保暖。由于地理隔離,這些被子展現出極強的非洲藝術生命力。60 年代,馬丁·路德·金在對岸演講,吉斯彎的人們通過渡輪去聽演講并深受感召,開始賣被子為黑人運動籌款。結果,當地白人掌權者取消了渡輪,試圖通過進一步孤立來削弱他們的政治力量。
所以,當你思考“誰被允許過橋”、“誰被剝奪了修橋的權利”時,你會發現這背後全是政治。有趣的是,吉斯彎的被子後來聞名世界,在惠特尼博物館展出。我四年前拜訪過那裡,發現有兩位織被子的女性姓“本甯(Benning)”。她們的姓氏來源于曾是本甯種植園的奴隸,而那片土地後來變成了本甯堡基地(Fort Benning)——這個基地是以一個為聯盟國效力、甚至是三黨成員的人命名的。這種曆史的錯位非常耐人尋味。這體現了我的電影邏輯:誰被允許過河,而誰又被刻意孤立。
提問: 您提到了“連接”的靈感,但在制作過程中,“崩潰(Collapse)”的概念是否也影響了您?比如将斷裂或坍塌的橋作為政治隐喻?
班甯: 我起初确實隻想着橋梁是為了連接。但不需要思考太久就會意識到,現實遠沒那麼簡單。社會是如此脫節,而我剛才講的吉斯彎的故事,其實就是我對“崩潰”和“斷裂”的一種回答。
主持人: 很抱歉,時間到了,我們必須結束這場讨論,因為下一場放映即将開始。再次感謝大家。
班甯: 謝謝大家。别把我弄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