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應深圳百老彙電影中心之邀， 為香港電影廣東展映周寫下這篇影評，從社工的角度剖析香港的養老問題與破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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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到在香港讀社工研究生。乘叮叮車在上環穿行，常見到高聳樓宇中的許多招牌，如XX養老之家等。那時，課上我們時常讨論養老服務，我常常想：在這樣逼仄的環境中，長者們入住的體驗是怎樣的？一年後，《白日之下》向我展示了樓宇内部的景象。

影片中，女記者淩曉琪的卧底報道展現了香港安老院舍中的黑幕，如：虐待、性侵院友，八個月内六人離奇死亡等。這些情節均有事件原型。但是，報道并沒有帶來「正義」。當安老院被吊銷執照，記者卻受到了院友的強烈指責，因為院友們無處可去。

記者提出問題，電影展現真實，而誰能夠為這樣複雜的情況提供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電影直指香港社會福利署和社會結構；而負有責任的，不僅僅是他們。

1.香港與安老院

影片中的「彩橋之家」安老院，通過收納盡可能多的長者、殘障人士以獲得收入。那麼，香港養老服務資源配置的現狀如何呢？

在香港，如果一位老人需要長期護理，先會申請社會福利署的統一評估，再被分配到不同類型的院舍入住。這些院舍主要為三類：非政府機構運營的津助護理安老院，競争投标的合約院舍以及私營安老院。與前兩者的直接監管不同，社署通過【改善買位計劃】向私營安老院購買宿位。

那麼，對于私營安老院來說，收納更多的院友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然而，人越收越多，服務水準卻沒有提升。按照規定，每100人的高度照顧院舍應當配有20名護理員，8名助理員等。特定鐘點（早上6時至晚上10時）須有3名助理員，2位護士（或4名保健員）及5名護理員值守。而正如「彩橋之家」，現實許多機構中2位保健員要照顧100多個人。每當社會福利署來檢查，院方便會從其他地方調人頂替，甚至讓患有精神疾病的院友工作。

而對于院友來說，能夠入住這樣的院舍已經不易。根據2021年的報道，2020年輪候人數達到3.75萬人，平均等待時間為3年5個月，有7000位長者「等到死」。而在電影中設定的2015年，殘疾人入住安老院的平均等候時間為15年，能夠「有瓦遮頭」已經不容易。這不禁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濁水漂流》。那些沒能成功入住安老院的老人被迫流落街頭，面臨另一個困境。

2.當院友受到虐待

在上述背景之下，院長和工作人員對院友的控制更加根深蒂固。一方面，院長和工作人員與院友長期相處，是最了解院友們生活的人。他們提供的照顧哪怕僅能維持生存，也回應了院友們最緊迫的需求。另一方面，流落街頭是院友們更大的恐懼。而且，他們大多為缺少社會支持的殘障人士或者長者，在遭遇虐待時更加沒有反抗的能力和資本。因此，他們隻選擇忍氣吞聲。

而當記者深入安老院，想要幫助遭受虐待、侵害的院友時，面臨的是重重制度性困境。比如影片中設定的2015年，安老院院長多年來侵犯多位患有智力障礙的院友，卻始終沒有獲罪。過往幾位受害人因為精神疾病而做出前後矛盾的證詞，導緻證詞失效；被侵犯的小玲甚至無法完整描述事情發生的經過。當小玲的案件開庭時，律師選擇撤訴；因為她患上了嚴重的PTSD，出庭再次見到加害者隻會病情惡化。

此時需要的是更多制度性的改變。比如，針對智力障礙人士出庭的特殊情況，香港警隊于2015年5月成立「關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工作小組」，與社會福利署、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等協同參與，評估當事人狀況，在審訊中提供專業陪伴。再比如，2018年，在香港公益機構「風雨蘭」與一位求助者的共同努力下，受害者可以隔着屏風出庭，庭審結束時可以走特别通道離開；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或未成年人可以在隔壁房間用視頻直播的形式出庭。現在，香港警務處也專門整理了【性暴力求助資訊】，幫助受害人了解審訊的流程及自己的權益。

社會福利署也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建立更完善的監管制度。不僅留意到工作人員數量這些基本的信息，還要更加關注院友們的真實生存狀況。在安老院這樣的封閉環境中，院長和工作人員的絕對權力讓反抗變得不可能。而社會福利署的監管是将困境打破的唯一途徑。在2018年一份報告中，社會福利署坦承工作中存在大量延誤執管甚或不執管的情況，在跟進一些虐老個案時沒有積極了解調查結果。如果再發生類似的事件，普通院友該如何反饋這些問題？這是社會福利署應該努力的方向。

3.照顧的責任

相比于指責個體，影片提出了一個更加沉重的問題：誰應該承擔老人和殘障人士的照顧責任？

比如淩曉琪的爺爺，被她媽媽送到了安老院，最終導緻爺爺自殺。但是她指責媽媽時，媽媽說：「那你隻能怪你的爸爸死得早。如果要罵，把你的叔叔、姑姑一起罵！」而曉琪自己也因為工作忙沒有經常去看望爺爺。此時，媽媽說出了一句更加無奈的話：「人老了就是包袱。」為了不給女兒增加更多負擔，她也決定離開香港，回到中山鄉下養老。

再比如水哥，早年間離開自己的家庭，導緻女兒對自己心生怨恨；如果他都已經沒有付出養育的義務，子女有責任贍養他嗎？而小玲媽媽的話更讓人心碎：「我不應該上班，不應該把小玲送到安老院。」如果自己照顧女兒，母女倆就會失去生活來源；而将女兒送到了安老院，卻導緻女兒受到了侵犯。

我想起電影中的一個鏡頭。一條路上形形色色的老人，有的頭發花白身體精瘦，卻還在用力推着裝滿紙皮的手推車；有的孤身一人站在街頭，背了好多蛇皮袋；還有的正在翻找垃圾桶。這樣的場景，我也在香港街頭見過無數次。如果他們沒有家人，沒有子女，沒有住所，甚至沒有獲取相關福利政策的渠道也沒有符合政策的身份的話，他們又該怎麼辦呢？除了公益機構，誰能夠來填補這個空白呢？

這不會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4.公共制度建設

近年來，香港院舍的緊張狀況有所緩解。根據研教所2023年3月發布的數據，現在的輪候人數已經從疫情初期的近4萬人減至約1.8萬人。輪候時間也已經縮短至16個月。居住在私營安老院中的院友在三年間減少了3700人。

究其原因，除了院友病逝、自然離世等原因，還與政府的舉措息息相關。除了增加宿位，社會福利署推出的【社區照顧服務】，能夠讓長者在日間中心、社區接受照顧，或者進行居家照顧，也緩解了院舍的壓力。與此同時，香港許多公益機構也在關注這些問題，進行相關的探索。

當然，這些都遠遠不夠解決眼下的困境。在期待制度性變革的同時，我們作為普通人，又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呢？

值得一提的是，兩年前我與一些香港同行交流時，他們提到，香港照護最大的困難是空間不夠。去年開始，香港特區政府開始推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鼓勵香港長者到大灣區内地城市養老。今年2月19日，7間位于粵港澳大灣區内地城市的醫療機構被納入「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這會是香港養老問題的解決方案嗎？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