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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與直接緻敬的最初作能夠形成許多節奏和情節設計上的對應，因此采用一種與原作比較的方法，能夠有效地從含糊的表意和離譜的情節中提取一些背後的用意。
同樣将哥斯拉塑造為強大、邪惡而無堅不摧的形象。本作摒棄了哥斯拉作為遠古生物具有研究意義的邊緣角度，并淡化了其作為核爆象征的重點主題：僅在新聞中提及了“輻射強度”和呈現了“爆炸雲”“黑雨”的視覺符号，而無如原作中“失明”的對于人體具體影響的展現。結尾甚至強行設計了令人發笑的生還。
同樣采取了降神般的作戰勝利策略。原作從受害者的角度設想了自身擁有新·核武器的可能，并通過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橋段将代表核爆餘殇的哥斯拉與武器一齊銷毀，以占據道德高地的姿态完成了反核表達。而本作中與核聯系不再如此緊密的哥斯拉，考慮到軍艦（水雷）和飛機與之交鋒的作戰方式，更像是二戰末期美軍對日本本土空襲的回響（美軍轟炸機從海域裡的航空母艦出發）。哥斯拉恰好出場于主角躲避戰鬥之後，并用再一次的避戰情節補全了觀衆對前情的想象，哥斯拉與美軍的形象也在某種意義上重合了。安藤櫻接近客串級别戲份的出演中有這樣一句重要台詞-——"正因為你們特攻隊的失敗我們才被空襲"（大概），而哥斯拉對銀座的破壞重現了這一描述，給予了主角（團）完成雙重複仇的機會。作戰動員的場景也讓我聯想到一些影視劇中，天皇投降後負隅抵抗的日軍殘部的動員呈現。
與原作相比，本作無疑是更加直截和明确地“反戰敗”的。但将本作設定為二戰剛剛結束的“-1.0”年代，相比原作創作時擁有更多反思和情緒消化時長的“0.0”年代（1954），是否便為片中時代下人們應激的戰時狀态的殘餘取得了合理化的依據？立足于當下的作者又是在剝削這種狀态以完成别的表達或是僅僅在真誠地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