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到美國，胡适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大家采取“清醒的愛國主義”。他說：
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嚣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被騷擾，不被動搖地去念我們的書。
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後——我深信她必能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或者，如果必須的話，去使她從死亡裡複活過來……
...當時，留美學生們正群情激昂，有些學生說：中國應該鬥争，仿效比利時的抵抗，而不應像朝鮮一樣被征服統治；
一些人認為：目前國内的這個危機，需要各人“放棄自己前途的原定計劃”，做“重大的犧牲”。
其中一篇社論說：我們應該做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事，如果必要的話，甚至犧牲生命。……中國現在需要能幹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東西更為迫切。因此，我們的責任十分簡單——回國去！”
有些中國學生甚至願意利用暑假，到美國軍部主辦的軍事營地受訓。
因此，胡适的這封信，引發了激烈的辯論，胡适被他的同學們罵作“賣國賊”。
《中國留美學生月刊》的總編輯邝煦堃，寫了一篇長文回應胡适：
在胡适思想某些晦暗的角落裡，他似乎同意我們，認為他自己說的不抵抗主義在某些情形下并不适當，而必須被放棄。
他在公開信裡說：“如果有必要的話，去使她（中國）從死亡裡複活過來。”但是用什麼方法去使中國從死裡複活過來呢？
難道靠一手挾着《聖經》，另一手挾着一本同樣有用的書，像是《白朗甯詩集》，便辦得到了嗎？
他必得承認，一旦日本占據了中國，要驅除他們就必須使用武力。把中國從死裡活過來，比在日本未侵入以前就抵抗要難多了。
這篇長文的結論認為，胡适所提出的并非“清醒的愛國主義”，而是“不愛國的胡說八道”。
不過，大家的言辭雖不乏激烈，但所持的原則都是基于冷靜嚴肅的思考，最後也是以理智為主。
最近在追《覺醒年代》，随着“五四運動”的進行，新文化陣營，已經開始發生分化。最嚴重的分歧，就表現在胡适和陳獨秀、李大钊之間。
學生們罷課遊行反對“二十一條”，遭到北洋政府的強硬鎮壓。陳獨秀、李大钊主張絕不妥協，要采用更加堅決的方式，去鬥争！
胡适則主張我們我們要給政府一個台階下，我們要專心做新文化，不要去蹚政治的渾水。
因為比較感興趣，就去查了下相關的資料，發現原來胡适早在美國留學期間，對于學生參與政治實踐，就一直是消極的态度。
通過上面胡适和邝煦堃的讨論，我個人覺得，還是邝的觀點更有說服力一些。就像他說的，“把中國從死裡複活過來，比在日本未侵入以前就抵抗要難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