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這兩樣東西,真不敢輕易見面。

善良,和金錢。

就眼下這一條。

明明是一條熱搜,卻偏偏讓人寒心。

“慰安婦子女向《二十二》導演郭柯讨錢。”

...

對,說的就是17年那部,讓我們所有人關注的《二十二》。

兩年過去了。

它怎麼就變成了一地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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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二十二》。

聚焦中國僅存的日軍“慰安婦”問題幸存者們。

片如其名,是對時間和生命流逝的無奈歎息,也是搶救一段沉痛曆史的倒計時。

往大了說,它想向曆史讨一個公道。

往小了說,它在向時間找一份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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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時,導演郭柯做了一個口頭承諾:

如果電影有盈利,他會把盈利捐獻給受害者老人和家屬子女。

幾年前的承諾,讓他惹上了今天的麻煩。

一封由部分受害者子女聯名寫出的信,被公諸于媒體,第一句話開門見山:

“我們想讨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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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着讀,全文太長,Sir先簡單總結一下——

1、不誠信了。

沒有履行承諾,《二十二》票房1.7億,關于影片盈利的捐獻并沒有落實到自己手中。

2、掙大錢了。

《二十二》票房1.7億,這麼多的收益,也應該給其他受害者及子女一個交代。

3、沒良心了。

用“慰安婦”題材掙錢,票房1.7億,卻“反而把錢給别人花”,“慰安婦”子女們沒得到切實的好處。

并且希望所有有同情心的人一起支持他們,讓郭柯給出一個交代。

一頭霧水是嗎?

繞不開的一點,就是錢。

很快,郭柯導演給出了“交代”。

在《二十二》拍攝時,這些受害者老人已經去世。整個拍攝工作,未曾與這些受害人及家屬有過聯系,他們也未曾配合過拍攝工作。

并強調:“未在影片中出現的人,未給予我配合的人,于情于理,我也不該給他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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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說法,一邊激揚慷慨,一邊淡定回應。

郭柯是不是老賴?

在2018年9月,郭柯方面早已貼出了《二十二》票房收益的捐款說明。 

早在2018年春節,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援助金就已經送到了老人或家屬手中,并在9月設立了“慰安婦研究與救助”項目專項基金。

共計籌措善款1千萬元。

其中包括郭柯作為導演的個人收益,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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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中确實寫道,獲得現金救助的老人,是影片中出現過的老人及家屬。

而這一說法,也在這次部分“讨錢的”受害者子女的口中,得到了證實。

除了電影中出鏡的二十二位,甚至還包括了電影開始與尾聲時,兩位正在舉行葬禮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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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段來自對方的證詞,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了:郭柯沒有食言,答應捐的,他捐了。

但他依舊将這封“讨公道”的聯名信,轉發到自己的微博。

并且,留下了讓人看着寒心的兩個字: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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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錢的,因為一筆不捐自己的捐款,搞得急頭白臉;被要錢的,原本是一片赤誠,最後卻落得個心灰意冷。

一份出于情感、善良的救助,成了本應履行的義務。

這是誰的錯?

大概隻能怪《二十二》1.7億票房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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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問題受害者及家屬,值得我們全社會的理解與支持。

但這封“讨公道”的公開信,卻讓網友讀出更多道德綁架的意味。

尤其是激揚慷慨的那幾句,各種含糊不清價值觀念也扭成了一團——

她們都是慰安婦,沒有她們的努力,就沒有這個題材。沒有這個題材哪裡有你的電影。主要的是你的電影賺錢了,有這個必要給受害者和家屬這個錢。拿我們的母親名聲事實賺了錢,反而把錢給别人花。

為什麼?你的良心,你的承諾?

Sir不想一一挑錯,指責它的邏輯漏洞。

就聊聊感受:

“慰安婦”,這一本來沉重的曆史問題,在他們眼中成了一個投機創作者的熱門IP;郭柯及《二十二》,将這一段曆史整理、記錄,呼籲人們的關注的行為,變成了“蹭熱度”。

你在消費苦難,是消費就要掏錢。

要掏錢,就不能少了我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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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Sir看到最刺眼的一句,不是“她們的努力”“母親名聲”。

而是整個事件最關鍵的一句——

“主要的是你的電影賺錢了。”

1.7億,這個數字可不小。

但這1.7億,能夠被郭柯個人支配的部分有多少呢?

郭柯在接受@緊急呼叫 的采訪中回應道:“全憑猜測寫的一封信。”

除了解釋的拍攝時間、捐款時間都對不上号。

更是詳細解釋了票房收入的去向:抛去制作成本、人員開支、影院分賬、出品方分成、稅款......

最終他所承諾的票房盈餘,确實已經全部捐出。

“我不想指責這些家屬,也不想證明自己多清白。我隻是盡量做到了我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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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些人眼中。

他們能看到的,隻有這票房數額的1.7億。

在國外,也有太多同樣“慰安婦”題材的影視作品,卻沒有發生過同樣的事;

一部《鬼鄉》、一部《我能說》,風格迥異,卻先後成為了韓國電影的票房冠軍。

但比起商業成績更重要的,是它們為我們記錄下的、保存下的,那些痛苦曆史的留下的、活生生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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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内,以往如此多以“慰安婦”為題材的紀錄片、商業片也同樣不追究,唯獨就盯準了你《二十二》。

和那一個億的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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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Sir想問。

《二十二》創造的價值,就真的隻有1.7個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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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是衡量一部電影商業價值的客觀數據。

1.7億,對于劇情片并不多。

對于國産紀錄片,《二十二》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奇迹。

簡直不敢想象。

它居然在《戰狼2》熱血沸騰的觀影浪潮中,撐起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首日票房300萬;次日,突破1200萬;六天破億。

成就了國内首部票房過億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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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奇迹,屬于導演郭柯。

在完成《三十二》後,與母親商議,決定押上自己的房子拍攝《二十二》。

奇迹,也屬于慷慨解囊的張歆藝。

拿100萬贊助拍攝《二十二》,并且拒絕了出品人身份,僅僅出現在“特别鳴謝”裡。

“以後無論什麼場合,隻要提到這部片子,我就要感謝一次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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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也屬于32099名愛心人士。

籌集了100萬元,用于影片的公映宣發。

在《二十二》的結尾,密密麻麻的鳴謝名單,字幕滾動了将近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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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奇迹也一定屬于那些自願轉發,充當自來水的明星,和各路影評人、媒體人。

從上映當天,1.5%的排片量。

到上映第3天,10.9%的排片量。

最終1.7億的收官,這樣的奇迹,屬于每一個買票進場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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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它屬于我們所有人——

這是我們對一段沉痛曆史後知後覺的捕撈。

也是我們向那些曆經非人磨難,卻仍願守護溫暖的靈魂,緻敬。

它在時間中挽救曆史。

它在苦難中尋找希望。

這樣的奇迹,怎麼隻值這1.7億?

事實上,這奇迹到現在都沒有停下。

時隔兩年,@紀錄電影二十二 的官方微博至今仍在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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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持續公開着由捐款設立的“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申請援助渠道,和相關的志願活動。

持續着公益紀念品的售賣,與活動分享。

但Sir最不忍看,卻又不忍不看的,還是那一次又一次的倒數,提醒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那段曆史。

就在今年5月份,“二十二”已經落到了個位數。

離開我們的,就是留下那句“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的韋紹蘭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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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隻剩下了4人,另一名劉改蓮老人,因家屬意願,在去世數月後才公布去世信息

這個世界給她們那麼少,虧欠她們那麼多。

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隻有記住他們的名字。

對于曆史與我們,《二十二》無價。

并不是多少票房可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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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隻說清楚了,郭柯是一個“被誤會的好人”。

但還有一個沒解決的問題: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那些讨錢的“慰安婦”子女?

網上幾乎一邊倒的罵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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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心裡也并不是滋味。

并不是贊同他們讨錢的做法,而是說,我們很難輕易揣測他們讨錢的内心。

你能肯定他們完全是見錢眼開嗎?

别忘了。

他們也的的确确是被虧欠過的人。

雖然現在,聲援“慰安婦”站出來為曆史作證已經成為了主流的态度。

但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她們的待遇并不是這樣的。

歧視、排擠、不公,更可能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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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竹林:1958年,居委會的幹部指責我是日本婊子,勒令去黑龍江北大荒。我不肯去,居委會主任就騙我說要查核戶口本和購糧證,結果,就被吊銷了。戶籍警察勒令我下放,我被迫去了黑龍江。房子也被沒收了。

來源:新浪網

即使是“慰安婦”的子女,也可能長期遭到身份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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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我能說》。

主人公正心奶奶,父母為了避免被她“慰安婦”的身份玷污名聲,帶着弟弟移民美國。

而她也隐瞞身份,在國家統計“慰安婦”受害者時沒有登記,最後在法庭上被日方質疑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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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二十二》“逼捐”的事件中。

當我們指出“慰安婦”和子女們訴求的不妥時。

也不該忘記他們訴求背後,更深刻的訴求。

他們常常環顧四周,卻不知道要向誰言說,去哪裡找到一雙援手。

國家補助?向日本政府索賠?還是等待民間NGO?

理論上是沒錯。

這些都太過于理想。

許多曆史受害者,就是長期在匮乏的現實中度過的。

缺乏理解,缺乏關懷,缺乏援助。

而郭柯,就成為了在四顧茫茫中,被錯亂抓起的最後一根稻草。

旁觀者的我們清楚,他不該為此負責,1.7億的票房也并非他個人收入。

但切身的當事者未必。

一邊是長期的冷落和排擠,一邊是突如其來的巨大收益,以他們的觀念,太難調和這二者之間巨大的撕裂——

如果說沒錢,那1.7億票房從哪來?

如果說有錢,那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慰安婦”們總處于無人問津的境遇?

就比如《三十二》的韋紹蘭老人。

紀錄片中有一幕,她車也不舍得坐,從村裡走到鎮上,去領一筆低保金。

90塊,3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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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二》的事件中。

郭柯不該成為被讨債的人。

但你也得知道。

找錯了人,不代表這筆債從來不存在。

誰欠他們的?

首先是始作俑者。

然後,還有那些自以為與己無關的人。

作為曆史受害者的“慰安婦”和子女們需要經濟補償。

但Sir也相信。

他們眼裡并非隻有錢。

最後,請記住這個小故事,忘了那些雞毛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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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