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请你记得，我不会开口要求见你，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波伏娃对思念的理解，令人耳目一新。摆脱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站在公平尊重的立场发声。
“屋外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不同于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思念，是千回百转的哀愁。“我很久没有小步紧跑去迎接一个人的快乐了。”不同于木心对情人的思念，悸动中带着三分怯懦。
波伏娃，女权运动理论家。萨特，存在主义代表。二人之间的爱情，充满罗曼蒂克气息，具备前瞻性与实验性，向来为文人骚客所津津乐道。是爱情自由抑或冒险尝试，争议如影随形。
“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波伏娃回忆她与萨特初遇的感觉，电光火石般令人惊艳，是灵魂知己的磁场共振，惺惺相惜。
聪慧独立、美丽迷人的波伏娃与其貌不扬，却又才华横溢的萨特陷入爱河。他们都认定彼此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在文学创作中相互欣赏。思想上的共振，情感上的共鸣，本应顺理成章步入婚姻殿堂，伉俪情深。
特立独行，游走于世俗礼制以外的两个人却奉行爱情的绝对自由主义。二人早已认清婚姻的本质：婚姻能保障的只是财产，而非爱情。他们不需要这种道德桎梏，情感枷锁。
没有婚姻，但有契约。萨特因此提出了“契约爱情”的主张：契约式的爱情，只恋爱，不结婚、不生子。对彼此坦诚相待，又保留各自的生活。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放在第一位，他们之间是‘必然爱情’，其他人只能是‘偶然爱情’。
萨特因发表一系列著作，功成名就。《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广受年轻人追捧，身边不乏迷妹粉丝，情人众多。他如穿花蝴蝶，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萨特在一段段恋情中，寻找新鲜刺激感，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一成不变，平静如水的生活会令他焦虑狂躁、才思枯竭。
得知萨特风流成性的伏波娃，起初是愤怒、妒忌、伤心，与萨特争吵不休。而习惯萨特作为哲学家的偏执与感性后，波伏娃一次次原谅了他。在与萨特的短暂分离后，她也开始寻觅新风景，以此弥补感情空缺。
当萨特倾倒于月亮女士的石榴裙下，意乱情迷时。波伏娃与学生露米开始了禁忌之恋，流言蜚语扑面而来。
当萨特写书献给新欢卡尔曼，甚至想与她结婚，定居美国时。波伏娃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艾格林，接受了他送的银戒指，第一次有了想结婚的冲动。为他写《越洋情书》传情达意，大秀恩爱羡煞旁人。
而当激情退却后，理智占了上风。萨特和波伏娃离不开彼此，其他人都成了过眼云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主义的爱情实验，也因此赶跑并伤害了各自的长期情人。
他们的契约爱情，从最初的两年之期升级到终身制。若即若离的感情，亦师亦友的创作关系。千帆过尽，二人携手看细水长流。二人终身未婚未育，最后合葬在一起，给浪漫的开端画上圆满句号。
带着实验性质的恋爱，是两个哲学家对于自由的探索。绝对的爱情自由，对于功成名就、经济独立的作家而言，尚且是一场华丽的冒险。凡夫俗子只能望其项背，遥不可及。
波伏娃对自由的理解是：“只有当女人认为自己有不结婚的自由，才会是真正的自由。”这已成为不婚主义者的金玉良言。结婚与否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亦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波伏娃对婚姻的看法是：“婚姻是联合两个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不是一项弥补。”在婚姻中，开心舒适，彼此成就而成为更好的人，那便是意义所在。
《第二性》被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影响了世界无数的女性。波伏娃身体力行推崇着她与萨特的学说主张，是否也会羡慕相夫教子的平凡生活？其中得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滚滚红尘，要食点人间烟火才趟得过去。严歌苓说：“我可以永远吃苦，但不能永远年轻。”同理，你可以永远追寻，但不能永远流浪。你可以永葆赤子之心，但不能永远理想主义。你可以永远置身事外，但不能永远超凡脱俗。
人的成长，从学会扮演多重角色开始，不同场合身份的来回切换，或从容或吃力，责任与压力随之而来。
当你能接受生活的平淡恬静，洗手作羹汤的家常生活与我笔写我心的码字日子并不冲突。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与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并不矛盾。结婚生子的安稳喜乐与追求自由的内心渴望并不相悖。
尼采曾经说过，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那便是对自己不再懒散。他应该听从他良心的呼唤，成为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