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书影君
2019年，HBO和台湾公视联合推出的一部10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之所以获得观众的极大认可与同理心，就是因为剧中所展现出的新闻媒体、医疗诊断、辩护审判等各个领域，从专业术语到行业内幕、从运行潜规则到理想与现实的纠结，表现的既真实又精准。
不但内行看出了门道，外行也看得热闹。
而每一集中设置的思考与辩论议题，也针针见血、刀刀要害，直指"众生皆有病"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看得我时而憋闷压抑，时而泪眼婆娑。
...在10集长度的剧集中，承载了许多沉重深刻的社会化议题。
比如网络暴力的泛化、精神病罪犯的法律权利保护、刑事法律惩治犯罪与修复受损社会机能如何平衡、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底线如何取舍、医生的专业操守与现实妥协、精神病患者如何回归社会、凶手家属与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关系协调等等。
我选取三个议题来展开分析，今天说第三个议题。
三、刑事法律的惩罚功能与修复功能
王赦作为法扶律师，主要就是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死刑被告人提供辩护和帮助。
当政府为了抚慰受害者、顺应愤怒的民意，而急匆匆地将李晓明枪决后。在王赦看来，这样既无法弥补社会被犯罪撕裂的伤口，也无法找到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
...更何况，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犯罪分子，即便他犯下了再严重的罪行，那也不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根本不具有可惩罚性。
毕竟，罪犯是一个大脑无法自控的病人，杀了他，既无法惩戒，也无法预防。
王赦不遗余力地帮助犯罪者和他的家庭，这与社会公众"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产生了严重冲突，所以王赦无法得到大多数民众的理解，甚至包括他的家人。
...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惩治犯罪和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刑事法律，它的最主要功能究竟是什么？
到底是主要为了惩罚犯罪分子，还是主要为了修复因犯罪而受损的社会功能？
这个问题，也是王赦一直在追问的。
剧集的最后，在王赦和心理师的共同努力下，李晓明的父母和妹妹，与受害者的家属，终于坐在了一张桌子的两端。
...在这场近距离、面对面的"修复式会谈"中，所有的仇恨与愧疚，所有的不原谅与自责，都在"李晓明犯罪的共同受害人"这一共同身份之下，得到了缓解与宣泄。
我们不能希望受害人家属应该原谅凶手及其家属，这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就像宋乔安说，"我可以理解李晓文也是受害者，但我这辈不会和她成为朋友，我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对话，才有可能使双方都走出伤痛与愧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毕竟，我们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这既不是逝去的亲人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活下来的其他亲人愿意看到的。
从这点来看，开展凶手家属与受害者家属的"修复式会谈"，不是为了放过凶手，而是为了放过自己。
...也许，王赦的理念永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毕竟局外人永远没有资格让当事人选择原谅。
但是，整个社会健康良性的发展，却需要一个又一个像王赦律师这样的人，可以超越人类原始的复仇观，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每一起具体的案件，以及案件中每一个具体的人。
在王赦眼中，法律的功能不是单纯为了惩罚，更重要的是预防与修复。预防类似的悲剧一次次毫无价值地发生，也修复因社会机能故障而导致的个体悲剧。
剧中，懦弱善良的李大芝，因为学长的背叛而怒火中烧，她拿起刀要去杀掉他，并大喊着"当一个杀人犯也没那么困难"。
...一起案件，并不是判决之后就完了。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遇到一个罪犯曾经遇到过的困境。
不去反思与研究每一起案件背后的原因，那么受害者的生命不但会白白付出，而普通人与犯罪者之间的屏障，也会越来越脆弱。
是的，正如本片的名字，一个普通人与恶之间的距离，有时候真的很近，很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