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影视剧，开头相当重要，这是观众对故事背景及影片主旨的第一印象。而针对第一集中“杨凯之”掷筊赌生死的桥段，根据剧中1900年的背景，起义的原型应该是“自立军起义”（杨凯之的原型之一吴禄贞参加了这场起义），但该起义的镇压是没有这一桥段的（具体细节我已经在之前的影评下方评论区有回复既然要客观，何不再客观一点）
...直到后来我找到这段文字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苗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被杀的差不多全从苗乡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都得杀头，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的就是“苗人造反”。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沟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道台请求有一个限制。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苗乡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应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茭，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这一段出自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是时年9岁的沈从文亲历的发生在1911年的清末苗民反清斗争失败后清庭的屠戮，虽然目前公开的辛亥革命时期湘西地方档案及清军奏报中，未见关于掷筊处决的直接记载。这一细节主要源自沈从文的个人回忆，属于民间口述史范畴。沈从文的记录虽带有文学性，但与其人生经历高度吻合。掷筊的描述虽未被其他史料直接佐证，却符合湘西社会“神权与暴力交织”的底层逻辑。
而编剧用这一针对起义地区普通平民，具有当地特色的惩戒性屠杀的方式，“移花接木”到满清针对革命余党的屠杀，不可谓“良苦用心”。
......甚至编剧“抄”都能抄“歪”，相对于沈从文回忆里“地区惩戒性质屠杀”的残酷，剧中代表清庭的官员居然秉承着“程序正义”，口气仿佛是一个大家长面对不懂事孩子的口吻。“你们”不懂事所以“我”才给了苦头。清庭的暴力以一种“温和批判”的姿态叙述。
...而“良乡”母亲作为没落贵族去汉族地方大员家教授礼仪的那一段，则更好应征了编剧创作的目的，编剧通过丑化“非旗人”的地方新兴势力，将良乡作为贵族去改良的初衷即维护满族特权与皇权正统性的目的合理化，而恰恰是满清贵族的"危机意识"与革命派存在本质区别——他们想改变的并非满清征服制度本身，而是太平天国后湘淮军政集团对东南统治权的实际接管，其改革目标始终指向恢复满洲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导权。
编剧有意将满清“征服统治”与现代“主权国家”混淆，诱导观众产生"只要上层都是改良派即可实现近代化"的认知谬误。编剧消解了满清的征服属性，回避满清在文化与民族结构上的暴力根源，以“温和批判”的姿态叙述，表面去除民族符号却延续统治逻辑。这种去民族化叙事既消解了多元文化认同的正当性，又为历史上的结构性压迫提供辩护。当"国家至上"被塑造为超越民族主体性的绝对价值，关键问题就被刻意悬置——为何现代转型必须经历血腥暴力？为何主权建构需要千万人的牺牲？
在文化认同弱化与治理合法性重塑的当下，这种以中立话语包装暴力历史的叙事，因其"去意识形态化"特征获得传播优势。它表面上超越传统左右框架，实则通过文化传媒为主权暴力寻找非民族性的解释路径。这种逻辑若占据主流，以文明演进为核心的历史解释将彻底瓦解，而征服王朝的统治幽灵将在新语境中借尸还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