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传播技术迅速迭代，传统媒体处境艰难，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影视界却悄然出现了一股潮流。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以媒体人为主视角和叙事线索，呈现媒体人事业与生活的影视作品，正密集地出现。
似乎最开始是美国的《新闻编辑室》和《聚焦》带起风向，随后世界各地都在跟进，最近这股浪潮来到了东亚地区。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日本电影《新闻记者》、中国大陆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在各自地区都引起过话题讨论。
而在香港，这个商业化媒体曾经无比兴盛，以至于“港媒”成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地方，新闻题材的影视作品更是有层出不穷之势。比如早几年的《导火新闻线》，剧集版和电影版接连上线；再到前段时间的港剧《新闻女王》，收视率一度高企；最近的例子则是电影《白日之下》，大热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并最终夺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3项大奖。
《白日之下》海报虽然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被很多人吐槽陈旧保守，但其实还是有点新意在的。比如，余香凝凭借《白日之下》女记者的角色获得影后，就是金像奖史上首个拿到帝后大奖的媒体人角色。虽然之前得奖的角色也能找到和媒体挨点边的例子，比如梁朝伟在《花样年华》中饰演的周慕云就是一个报社编辑，但《花样年华》显然不是在讲媒体行业，周慕云做什么工作根本无人在意。
此前的41届金像奖，八十多个影帝影后，一眼扫过去，最多的角色是什么呢？影帝要么是黑社会老大，要么就是警察，这两大职业就能占掉影帝角色的半壁江山；影后呢，估计最多的角色应该是妓女。
港媒声势最强的时候，港片没想到要拍他们。等到媒体衰落，香港电影业也衰落了，这两个行业终于开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仿佛在互相安慰，抱团取暖。
《白日之下》这部电影讲的是，A1新闻社接到一则线报，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养老院舍有虐待院友的情况发生，女记者晓琪于是展开了调查暗访，她的主要方法就是假扮成院中一位老人的孙女，这位老人名叫通伯，平时总痴痴呆呆的，但其实是在装疯卖傻，以求自保。晓琪由此顺利打入院舍内部，目睹了院友所处的恶劣环境，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不听话就会被护工殴打，或者用绳子捆起来不能动；吃饭极其简单凑合，可能只是几颗馊掉的烧麦；老人坐在轮椅上被脱光衣服拉到楼顶天台，护工用高压水枪对着他们集体冲洗，旁边楼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智力障碍男孩的胳膊被订书机订得伤痕累累，后来不堪被辱跳楼自杀；智力障碍女孩长期被中年男院长性侵，几乎已成为院内一桩公开的秘密……
《白日之下》剧照以上所有的虐待细节，桩桩件件，都取材于香港媒体曾经的新闻报道，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洗澡事件”、2016年“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片中的A1新闻社也有原型，就是现在依然在运营的香港“01新闻社”。女记者晓琪、她的同事阿亮、部门主管Eric，也都有各自的原型人物。晓琪的原型名叫龙婉琪，当年她确实就是假扮成老人孙女进行暗访的。她当时所在的部门是侦查组，其实就是大陆媒体所谓的“深度调查组”，所以她的具体职业身份是一名调查记者。
虽然多数观众看电影时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院长和护工的那些恶行上，会无比同情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和残疾人，但《白日之下》的第一主人公，毫无疑问就是女记者晓琪，整部电影都是以她的视角切入，所有情节和人物都是由她串起来，编导简君晋和演员余香凝都在力图塑造一个立体的记者形象。
晓琪在电影刚出场时，是一副有点混不吝的职场老油条的样子，会对新人记者的理想主义不以为然，直言自己做报道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做选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流量，似乎理想早被磨平，热血早已冷却。
但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发现，她是个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人。其实她的新闻理想依然深埋内心，血还是温热的，只不过羞于在人前展示自己的不合时宜。她平时都表现得坚强干练，会在主管面前为了稿子据理力争，也会在通伯面前展示自己脆弱感性的一面，会在过节时自掏腰包买一堆吃的带到院友面前。
电影还特别交代了她的家庭背景，因为爷爷去世前就曾经在养老院受到过虐待，所以她对这起事件才如此上心。为了获取材料，她甚至给了院里的一名义工一笔钱，以让他交待更多细节。这个做法无疑是有悖于新闻伦理的，但又让角色更加立体了，因为电影并非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要表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手段和目的常常是会错位的，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让晓琪脱离英雄色彩的，还有一直围绕她的那股挥之不去的职业上的无力感。在她做调查的过程中，她和同事的日常对话，想必每一位媒体人听了，都会报之以嘴角的一抹苦笑。比如：
“你觉得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你能改变世界？你只是个记者啊。”
——“人都是善忘的动物，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了。”
——“不会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两天也好。”
从台词就能看出来，这群媒体人日常总处在一种精神上的撕扯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月亮与六便士，他们要维持平衡，虽然常常失望，却不愿放弃。
因为是由现实事件改编，电影又秉持了现实主义的表达技法，所以现实的灰色遍布全片，很少会有那种简单绝对非黑即白的判断。比如，护工虐待老人和残疾人，表面看上去是个道德问题，护工是坏人，但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香港福利机构资源的严重不足。一个香港残疾人要进入公立的福利机构，通常要排队等15年以上，普通人家根本等不起，只能入住私人机构。但私人机构的人手又总是不足，两位正式护工要照顾八十个院友，任谁长期承受如此强度的工作量，可能都会崩溃，于是不听话就殴打或捆住，就成了不得已的办法。片尾，一名护工向记者举报虐待内情，也可以视为一种复杂化呈现。出问题的不是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公共资源的分配。挖掘到这一层，才是记者的工作重点。片中媒体人开会时也强调了，一定要触及到制度层面，才会是一则成功的报道。
性侵智障女孩的院长章剑华，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比较立体的呈现。尤其是在林保怡脱胎换骨的演技加持下，这个角色既呈现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恶魔属性，又似乎能让人走进他的内心，看到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章剑华的原型人物是张健华，他本人也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年轻时曾经是香港被表彰过的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后来开设了专门照顾残疾人的“康桥之家”，也曾克勤克俭，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让这些人至少有瓦遮头，不至于衣食无着。在一开始，他也曾是众人眼里的大善人。
“善”是如何转化成“恶”的？除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林保怡在一次专访中讲到的拍摄细节也很有启发意义。他一开始也把这个院长看作纯粹的坏人，会厌恶他，但在一番仔细揣摩过后，他把握到了这个院长的心路历程。院长一开始对女孩应该是真的有在关心爱护的，所以会拿着冰淇淋逗女孩玩，会捏着挖耳勺给女孩掏耳朵。在身体愈来愈亲近的过程中，他无法自控地逾越了那道界线，开始作恶。
而在事后，他必然会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摆脱负罪感。他会想，这个智障女孩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感受男人的爱，而他这番动作，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她爱抚，让对方的人生完整。当这番心理建设做起来，一个可怕的恶魔才算是最终形成，这会让他毫无心理负担地作恶，事后也不悔改，哪怕被告上法庭，也能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自己没有错，是社会、是那些残疾人的家人抛弃了他们，而他给予的明明都是爱，为什么还要被控告被指责？
再加上因为受害的智障女孩无法出庭作证，作案现场的证据又不足，导致院长无法被定罪。法律制度上的这一漏洞，无疑又助长了章剑华/张健华的恶行，让他更加有恃无恐。这也是电影让人深感无力的一点，而且再次指向了制度。
所以晓琪会说：“我们一直以来建立了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这是属于一个记者的无奈：千辛万苦地调查真相，想方设法地把报道发出去，但最后似乎什么都无法改变。恶行被纵容，社会并没有变好。
这还不是最深的无奈。电影结尾最后一场戏，是“彩桥之家”因为报道引发公众声讨，终于被责令停业。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残疾人和老人们被逐出院舍，连带着零落的行李，在香港街头失魂落魄无所归依。这时，晓琪走过来，众人对她怒目而视，指责她多管闲事，害自己失去了那并不温馨的庇护所。
为众人抱薪者，为正义鼓与呼者，最终得到的并不是谢意，而是冷眼。
只有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算是给了仅有的一点点暖意，他把帽子戴在了晓琪头上，让她能少淋点雨，然后缓缓对她说：“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这个结局，真是看得我猝不及防。我以为这种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一般都要照顾观众情绪和社会影响，在残酷的事实揭露过后，总会给到一个正面的结局，告诉大家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至少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基本都是如此。
但《白日之下》显然不是这样。它只负责揭露问题，但不表现解决问题。它会让人如鲠在喉，胸口堵着一股气吐不出来，然后是连绵不绝的怅然、恍惚、叹息。
这种“反高潮”的剧情走向设置颇为大胆，必然要承受市场上的风险。结果就是，电影在内地院线上映一星期，虽然豆瓣口碑高达8分，但票房只有一千万不到。很多影迷反映，住处附近的影院排片很少，而且大都是普通话配音。想找到原汁原味的粤语版，就要花很多时间搜索信息，然后花更多时间奔赴影院。这又让本就不高的票房成绩雪上加霜。
但是我相信，包括监制尔冬升、导演简君晋，还有余香凝、林保怡、姜大卫这一众主演，他们所追求的肯定不是票房成绩，而是社会效果。之所以要拍成“反高潮”，导演说，那是因为作为原型的那些新闻报道就是如此，因为现实的进展就是如此。
那种胸口堵着一口气的感觉，可能也正是主创所追求的效果，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才会继续反思，继续追问，继续关注现实的进展，而不是像那些结局大快人心的爽剧一样，心灵被按摩了一通，舒舒服服走出影院，所有的现实阴影立刻烟消云散。
而电影对媒体人的呈现，看似一直都在泼冷水，让大家心里凉了半截，但是看完仔细再一想，这些媒体人的努力难道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好像也不能这样说。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相，至少它们被记载下来并进入历史，至少还有人在追问。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因为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讨论，张健华案被重新审理并改判，终于成功被定罪处罚。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那些记者的努力啊。
电影上映后，晓琪的原型人物龙婉琪被找来，和导演简君晋展开了一场对谈。龙婉琪现在已经改行做公关了（这是电影没交代的一个现实结局），她说，自报道发出后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并没有看到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有明显的进步，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这时简君晋立刻表示，有身为社工的观众看完电影后对他说，还是有少许一些改变的，记者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不知道晓琪有没有被安慰到。希望她能明白，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最终只换来微小的一点点改变，这看似是不值当的投入，但换一个角度，能有哪怕微小的改变，也是很了不起的啊。如果有无数个像晓琪这样的记者，没有改行做公关，而是继续坚持，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一点点地累积着成果，那么终有一日，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改变。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虽然是冰冷现实中仅有的一丝暖意，但这恐怕也是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了。有这句话作为支撑和鼓励，很多记者朋友应该又可以热血上涌，再拼它个几年。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媒体人在现实世界明明正在被边缘化，可是在影像世界中反而越来越浓墨重彩地被呈现，在全世界的影视圈都出现了一股新闻题材的浪潮？
我想，这正是反映了群众内心的诉求和呼唤。就算媒体介质再怎么变，就算传播门槛再怎么降低，就算公众注意力再怎么涣散，可是当不公不义的事情依然层出不穷，而网络上又只是满天飞的谣言，那么大众对真相的渴望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新闻记者，为调查真相而奔走，为公众利益而鼓与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正义之光冲破阴云的阻隔最终大白于天下。
《白日之下》，真是个意味深长的片名。电影的色调自始至终都阴暗、压抑，和这个片名构成了强烈反差。但看电影的无数双眼睛自会带来光亮吧，当这些观众走出影院，走在白日之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丈量现实，重新看待新闻媒体行业，那里面才蕴含着真正的希望。
最后，向依然坚守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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