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麦和戈达尔一样自然不相信语言过于强势的符号化功能。“把血还给红色”似乎表明在他们看来真正抵达缀合的，或许是那些片刻的灵光诗意，碎散中萌发的奇迹性的完满。而绝不是一个给定的真相，一种先验的锚定：忽隐忽现才能唱出歌谣，而一套秩序内部的东拼西凑和角逐互换，或许只能无限靠拢向空转的呓语。但在同样的创作路面上，两者生成的步伐却并无太多吻合，方法论上的两人有着本质区别。戈达尔将情绪斩断，将因果玩弄，所有语言在他这里只是身体坚实同时又“似有若无”的累赘，洒脱的扬弃间，只留下身体的探戈作为一种不可知性的引线，为随机流泄的把玩，热情，诗意，提供共谋与机关，在他这里身体是一种增殖而具有扩散性的场所。如果说安东尼奥尼的漫游者意志最终导向一个虚无的闭锁的机器按钮，那么戈达尔就是和空气同生共死的游戏爱好者：可能造访的死亡不会呈现一种超我律令的侵袭，散漫并可能被随机的隐患没收的，一线之上的反义词生命，才是构成了诗意与死亡并肩齐驱的中心调和，这不是本体论式的，僵硬的生命，而是从幻光与玩闹中反射出的富有动感的气体性生命。
———而侯麦则不选择对语言有任何的压抑，亦不打算进行某种靠近戈达尔的调和-占领。在他的电影你可以看到人物无可辩驳的叙述，唠叨，纠结乃至躁动不安的多舌。但这并不代表侯麦“承认”语言，更不表示语言有某种奇妙，活跃的地位。他表明的反而是在这种语言上的想象性描绘，传输中，抵达的一种“真实”反而是“越描越黑”的，南辕北辙的。由此从中掌握现实的宏观辩证。你会发现他们看似时刻抛出了理直气壮的观点，文学性与哲思性两者都固执地并存在内，而这既不能以某种建设性指向身体，提供弥合；也不能消化矛盾。反倒是在情感的浓度中愈演愈烈：他们很少能和解，拉拉扯扯中语言就像多余的小动作一样，成为一种微观的症结。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会认可彼此，反而是一种诗意的，自我的，不服的苟同。他们善用语言，但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来又不相信语言中任何一套公理，这种不自知的反叛在微观上击碎了语言的完满论，那些灰溜溜的缝隙由此产生微妙的对撞与错位，故事油然生发而爱与死亡从来不能互相抽身。

由此抒情气质便成为一种奢靡，只有严谨的场景刻画才最好地能够把握这种张力与运动。因此我们看到侯麦“粗暴”的一镜一人，“粗暴”的让角色信马由缰的抒发。他们时刻主宰，或者增添一人平分景框而已。同理都是一种精巧到极致的认真。由此我们看到侯麦似乎很少有肉体的切出，时刻与环境，地景绑定似乎既是表明角色的一种压抑而需要抒发的态度，同时他们又是空间的工程师，用表情与语言结构场所。但同时不可忽视的他们又会被这种跟踪、限定，赋予着现实性的凝视与掣肘。如《春》，似偶遇却更接近宿命，事件的流转指引角色，这是春的意志；如《绿光》一个随机而细微的自然动作，却让女主深刻痴迷，哭泣；如《双珠》，世界的镜像学深深烙印在我们众多的命运之上。

由此《冬》里那种优雅而含混，抛洒而超脱的奇妙触感，似乎是我感受的不同于侯麦其他作品的珍稀而宏大的共鸣。开场的空镜，海水灰蒙的呼吸弥散出苍凉而无孔无入的冷感：冬季是生命的下行，软弱，乃至于匮乏残破。由此萧索的诗意氛围既奠定了心理叙事的笔法，同时起到了淡化地景强度的作用——香榭丽舍大道来回的小情小爱，在低温中触动向了世界化的错位，哀伤，淡化了风月而强化了眼眸。因此侯麦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克制，果决的调度，这部赋予了更多闹市，车站的刻画，用这种“嘈杂”，随意的生活化的表露渗透进文本的深刻，与氛围，与低温契合。正是在在这种嘈杂，萧索的洒脱中，一切仿佛都不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剧情上的尖刺。仅仅是过往与现实凝望中不和的因子，心理与现实错位中荒唐的一点冲动的生发，而不要太过体现，只是粗略的表明。于是查理也好像只是菲丽西一个坚实而只稍微伤感迷恋的手印，委身于血缘的拉力；那些男人也不过是一个个场所的封闭的守夜人，“绿光”还要自己找寻。
———而确实也是一到精致的等待，那从心灵提现到现实的灵光。日子里破碎而短促的遇见，却时不时新鲜在生命孤芳自赏的循环之内。
在纠结，反复与认定又推倒的陈旧日子中。查理还是出现了，“终于”出现了，不带一丝使命只是忧郁的，怀旧的灵光。于是菲丽西色一切纠结，往返以至于冲撞，苦泪，都在一个精致的片刻化作了回溯性建构的诗意等待，等待日子重复——或许在重复中会有讶异诞生的奇迹生发吧，她无心插柳地相信。而他的回归也即将证实，他正是她熟悉而隽永的绿光。她等到了，我也哭了。冬天于是落下完美的帷幕。故事终结。
冬天用尽本来就不多的体温，成全了一次完美而感动的相遇。而春天要做的，或许仅仅是添一双碗筷吧。

便又是一种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