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大致有两种,人嵌入事或者事嵌入人。这两种表示方式各自长短都很明显,前者主观性强,后者共鸣处少。
人物传记改编成影视剧后,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尤其剧情类传记作品,加入大量戏剧元素以博取观众眼球,就导致了客观性不足或者共鸣感缺失走向极端。
较典型的案例便是《模仿游戏》和《奥本海默》。
《模仿游戏》大热于2014年,该片讲述的是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的艾伦·麦席森·图灵热烈而短暂的人生。
《奥本海默》则记录了“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一段传奇且悲惨的生活。
这连个人物有不少共通点,比如都是在二战期间为了缩短战争时长创造了改变人类生活秩序的发明,两个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表现出了各具特色又杀伤力不相上下的固执和疯狂,并且两个人都在人情世故方面一塌糊涂。略有不同的是,一个不懂,一个不在乎。
时间倒回二战期间,图灵进入英国军情六处,成为破译德国密码电文小组的一员。在秘密研究基地,大伙儿都忙着破译密码时,图灵干起了制造机器的活儿,甚至越级找到丘吉尔给与自己支持。
不足半小时的剧情让一个精准抓住问题根源,却不知道如何与人友好相处的数学家跃然眼前。现实生活中,你或许难以与这样的人相处,但是在本片紧凑的叙事中,很多人会被脾气古怪的图灵深深吸引。
除了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精彩演绎,导演对成功塑造人物也功不可没。尽管他在用镜头讲述一件伟大发明的诞生,却将整个视角集中在发明者身上。
所以,莫滕·泰杜姆选择上帝的主观视角来叙事,用两组不同时空的人物经历以及和平年代的审判三段故事塑造了一个值得被时代记住,也能被人们放下成见欣然接受的伟大科学家。尽管每个视角都很感性,却真实又让人容易接受,是个相当高明的处理方式。
时隔九年的《奥本海默》与《模仿游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三段不同时空的对话,都是伟大却遭到惨遭迫害的科学家人设,不同的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没打算像莫滕·泰杜姆那样动情,更愿意用科学、严谨的态度讲述一个伟大发明的诞生,以及对战争的厌恶。
尽管之后他身边的红色成员或转换了角色,或离他而去,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对手将他拖下神坛的武器。
在诺兰设计的三段时空中,同样痴迷于专业的奥本海默并非故事片的主角,更像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要素。不论闪现在剧情中的火光还是躁动的踏步声,又或者是传说在两段人物历程中的黑白审判,其作用并非为了塑造奥本海默的形象,而是想借助奥本海默这个人物厘清战争中的立场和技术对战争甚至人类造成的影响。
全片最惊心动魄的那段爆炸,延迟25秒的声效似乎都在暗喻科技狠活对人类秩序影响的连锁反应一定会虽迟但到。
而那个发明原子弹的人呢?他的确付出了努力,他也的确受到了迫害,可是很难在诺兰的镜头中看到这个人物的任何情感,可以说诺兰镜头下的奥本海默是没有烟火气的,与时代、与社会以及与镜头前的你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其实《奥本海默》作为一部叙事片会是挺成功的,它客观全面地描述了一个人一段历史,也有自己浪漫的部分,并且对这段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评判。但是身为人物传记,它的问题非常明显。距离感、客观性对人物塑造的杀伤性意外的大,以至于人物传记中的所有人物都成了历史事件的回溯工具,奥本海默与本人无关,与原子弹密切相关。失去人物色彩的传记自然也不能称之为传记了。
这似乎一直都是诺兰的短板,只不过之前的作品过分强调剧情的花式玩耍和视觉的各种炫技让观众忽略了他对人的理解。这个技术狂人还真不适合用细腻的手法去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却不影响他作品的整体效果。
对于这一点,不得不佩服诺兰实在是个妙人。
一番比较下来,在同一结构下,不同的镜头语言将俩个相似点颇多的人物塑造成完全不同的样子,也给观众带去了不同的体验。
你是否还记得《模仿游戏》中那句被重复过多次的话?“有时候正是人们以为的无用之人最终成就了无人能及之事。”他鼓舞着失望的图灵一次次鼓起面对生活的勇气。
在《奥本海默》中也有这样两句,“搬起这块石头就要准备好应付藏在下面的蛇。”以及“如今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这两句不全是出自奥本海默之口,却直指电影核心与奥本海默的内心,是奥本海默在完成实验的过程中一次一次在质疑中坚定自己信念的根本和总结。
通过这两部片也不得不感叹一下,西方国家对科学家之爱有却不多。他们就像被诺兰当做工具的角色一样,担当着战争浪潮中的工具人。真不知是时代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