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杀人狂，充满着鲍德里亚“命定策略”式的反抗——记者将米基和梅乐莉视作提高收视率的工具，无视当事人隐私及内心创伤，挖掘暴力因素并大肆炒作，于是两人顺水推舟接受采访，引起监狱暴乱，在摄像机下完成了逃狱，并且杀死了记者。——“如果媒体需要杀人，那就给他们杀个够”，这是米基和梅乐莉的反抗。影片剪辑天马行空，充满对电视行业的戏仿，用家庭喜剧的方式剪辑梅乐莉被家暴被性侵的经历，用电视画面来代替电影画面，直接插入可乐广告，记者、制片人的画面，想看电影的人打开此片，绝对会失望——“如果观众爱看电视，那就让他们看个够”，这是电影从业人员的反抗。

米基和梅乐莉的粉丝在被记者提问时，回答到，“they are so cool”，酷，新世纪的时尚。时尚是一种氛围，而不是一种精神。对现代人来说，精神太过玄妙以致无法接近，而氛围却时刻氤氲漂浮在四周。时尚单品，就是符号，最字面意义上的符号。手提包是单品，朋克是单品，杀人犯也是单品，不然，为什么市面上充斥着印着名人头像的T恤。很多人不相信大屠杀，即使去过纪念馆，也难以相信这样的暴行曾经发生。并不是我们没有良知，而是认识这样的行为（大屠杀）超出了我们的良知。如果说卡夫卡的小说是对大屠杀的预言，那么我们至今活在他所预言并在后来成为事实的那种恐怖的氛围中。如果历史超出认知范围，我们就会失去历史——大屠杀使全体人类患上了解离症。没有历史，没有记忆，有的只是氛围。（一个遭受过痛打的人，伤痛使他关于拳头的记忆变得模糊，但是他的心会紧绷。）大屠杀撕裂了人们的良知，从此之后一切的暴力都在延续那种氛围，于是人们对它见怪不怪。这或许可以解释粉丝对杀人犯的狂热——暴力的氛围变得时尚。暴力从恐怖变得时尚，从严肃变得滑稽，这绝非暴力被招安，而是它的又一次胜利。就像影片插曲中唱的那样——“I've seen the future brother,/it is murder, /Things are going to slide in all directions, /Won't be nothing, /Nothing you can measure anymore”

如果精神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世界只有罪犯而没有罪人，毕竟，谁没有一点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供分析呢？米基和梅乐莉的罪，印第安人试图用驱魔仪式驱逐，观众用精神分析使其合理化，前者略显无力，前现代的巫术不能解决后现代的问题，后者则显得可笑，我们竟然接受了那套庸俗的理论，还奉为圭臬。在驱魔仪式拼接的背景曲中有一段中国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这也许不是巧合。索洛维约夫在《神人类讲座》中认为，当今的欧洲，正在变得像中国一样庸俗。看来，全世界都说中国话并不是没有可能。欧洲人把自身的危机巧妙比喻成中国式的庸俗，难道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没有上帝的指引？中国人从来没有上帝，可是中国人也没有信仰危机。在那首黄河船夫的劳动号子中，我们究竟可以听到什么呢？中国没有圣经，西方也没有诗经。缺席了几千年，又烧杀抢掠了几百年，西方人才开始聆听黄河的怒吼，船夫的吟唱，接受印第安人的驱魔，结局就是驱魔失败，蛇毒发作，抢来的血清永远也注射不进去。

米基和梅乐莉着迷于“命运”（fate）这一复古的概念，尤其是米基。当理性失去统治，当非理性显得滑稽，我们转身投向两者的中间地带，那含混不清的“命运”，命运的精准使他显得理性，命运的残暴使他得以保存非理性的迷狂之美。用命运来解释爱情，我们不能相信他们的爱情，可是我们也无法否认他们的爱情；用命运来解释暴力，相信暴力者无耻，不信暴力者无知。这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陷阱。米基和梅乐莉，毫无疑问属于“超人”式人物。在昆汀（本片编剧）的另一部电影中，杀手kiddo也是一个“超人”式人物，而她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一个超人变成凡人。为此，她不惜杀死昔日爱人、同僚。Bill在质问Kiddo是否完成复仇就可以过上她想要的平静的生活时，kiddo痛哭流涕说不能，bill说因为你是一个natural born killer.超人必须努力地隐藏自己才可以和普通人一样。而米基和梅乐莉则没有这样的困惑，他们一开始就是凡人，他们后来也只是杀人犯，不是杀手，也不是超人，最后他们开着车流浪，生儿育女，比起natural born killers, 他们更像是一对natural born lovers. kiddo的成长路径是杀手——超人——英雄。她原本是一个杀手，当她复仇，以意志力唤醒萎缩的躯体，苦练武士道，手刃仇人时，她成为了一个超人；当她与复仇对象bill心照不宣，假装打死对方离开后，她成为了一个英雄。超人无情，英雄有义。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米基和梅乐莉不属于上述任何阶段。他们杀人为了泄愤，为了取乐。米基和梅乐莉逃亡的结局，让人想起加缪那句被传烂了的名句，“荒谬当道，爱拯救之”，米基也多次对记者说到，他做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对抗虚无的答案真的是爱吗？直觉认识是最反虚无主义的。爱是选择，而命运是无从选择。所以无论是命运还是爱情，都不过是这两个傀儡般的人物自我安慰的药剂。在电影里，他们的暴行颇具“逼上梁山”的悲壮色彩，在电影之外，他们只是电影制作者的傀儡，而不是电影的灵魂。显然，导演不在乎这两个人的故事，他只在乎这个故事如何被讲述。（难道这就是昆汀本人对斯通修改剧本强烈不满的原因？）对这部闹剧般的影片，作任何严肃的分析，都会使分析者显得可笑。一次失败的驱魔，不仅体现在印第安人的仪式上，还体现在所有观众试图为两人辩护的分析上。